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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这个伴随了我们三十年的东西，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收藏品，被放进了纪念册里。
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天灾人祸，出现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上下都为吃饭发愁，一些地区甚至饿死了人。
记的1960年，当我走进中学时，老师让我们登记粮食定量。按照年龄、性别和身体状况，确定每人每月的粮食分配数量。当时十三、四岁的男孩子，一般的定量是每月不到二十市斤（十公斤）。其中有三分之二是粗粮（即玉米面），三分之一是细粮（即大米、白面），因此就需要用“粗粮票”、“面票”和“米票”来区分（见附件照片）。另外，对食用油、白糖、肉、鸡蛋、牛奶、肥皂等副食和日用品，也要定量供应。
在北方，如果你想吃上一次鱼，或者嗑上一把瓜子儿、花生，只能等到春节来临的时候。即使是“人人有份”，也要排起长龙，耐心等待，凭本供应。对于买到手的几条冷冻带鱼和抄得发黑的花生、瓜子，人们绝对没有挑毛病的闲心，只会当作宝贝似的收藏起来，准备用来款待前来拜年的客人。
如果你要出差去外地，不仅需要准备钱，更重要的是准备粮票。由于全国各省的粮票都不相同，并且不能流通，所以到外地去时，必须用本地粮票兑换“全国通用粮票”（见照片）。这种“全国通用粮票”，简直就是“硬通货”和“外汇”，仅用本地粗粮票是不能换到的，需要搭配米票、面票和油票，才能换到，而且还需要单位开证明！
可以这样说，在粮食极度缺乏的日子里，最可宝贵的是粮票，第二才是钱。你可以用粮票换到钱，但却很难用钱买到粮票。
记得一次，母亲发现我生病发高烧，情急之下把刚刚领来的粮票塞进一本杂志中。等我们从医院回来，她却怎么也想不起粮票的去处了。这可是全家一个月的粮票啊！没有了粮票，食堂不能去，饭馆里的主食也不能买。也许您会说，不吃粮食没关系，多吃副食一样能活，还能减肥呢！可是，那个年代，没有粮食，也就没有多少副食可以买到。
当时的北京还算不错，在西单商场有时还可以买到“高级点心”和“高级糖”。所谓“高级”，不过是水果糖和核桃酥之类的，而且一市斤要五元钱；和一般职工每月四、五十元的工资相比，确实太贵了，所以才称为“高级”。即使是这样，大家也不得不抢着买。
我家一个月没有粮票，除了靠亲戚、朋友接济一些外，就只能吃“高级点心”了。我和弟弟正在长身体，每天只能吃几块点心，那段日子怎么过来的，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不过，却记得后来我们找到了夹在杂志中的粮票，全家人喜出望外，从食堂里买回了许多“久违”了的米饭和馒头，一直吃到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为止。
在那个年代里，对于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来说，所谓“粮食关系”是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的。如果你想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找工作，除了需要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外，还必须办理“粮食关系”的转移（见附件），否则，你就无法吃饭。可见，粮食的短缺和实行粮票制度，对于人才的流动和农民进城务工，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那时，农民是没有粮票的。他们按照参加集体劳动的“工分”，可以分得“口粮”，如果不够吃，只能另想办法。一些农民用自己家的鸡蛋和蔬菜，与城里人换些粮票，以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
还有一些特殊的“粮票”——购买短缺工业品（如手表、自行车）的“工业券”和购买布料、衣服的“布票”（见附件）。当年，人们想买这些短缺商品，不仅需要攒钱，而且还需要凑够这些必需的票证。看到现在商店里的自行车和手表泛滥成灾，像是卖玩具似的，真有一种“往事不堪回首”的感觉。
现在的孩子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粮票，确实是幸福的。不过，看到机关食堂里被浪费的粮食，以及餐馆里吃不完而倒掉的山珍海味，又觉得他们幸福得过了头。
更让人不安的是，近些年来，农民或是种不起地、或是无地可种，纷纷弃农经商和进城务工，使农业生产力水平下降。这样下去，是否又会出现粮食短缺的情况呢？中国的人口比六十年代增加了一倍，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养活自己，又能靠谁来养活呢？
小小的粮票，蕴藏着许多故事，又时时提醒着我们：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不解决好“三农”问题，就不能解决好中国的根本问题。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把过去的老粮票放在镜框里，挂在房间最显眼的地方，以此来警示自己，教育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