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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古老的行业，伴随纸张、书籍的出现而产生；这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行业，亟待修补、保护的图书浩如烟海……古籍修复保护承担着修护、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成果的重要使命
毛笔、竹签、剪刀、敲锤、锥子、尺板……
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朱振彬打开他的工具袋。在国图古籍修复组的临时工作间内，四盏摄影棚使用的柔光灯箱将原本阴暗的地下室照得如同白昼，两位古籍修复师将成团的零碎补纸搁在灯下，与原书纸张的色泽仔细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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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师正在进行《天禄琳琅》的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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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损较为严重的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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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修复完成的《宋板玉篇》
国图馆藏珍贵古籍《天禄琳琅》的修复工作就这样安静地正式启动。这是国图建馆以来继《赵城金藏》《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之后，又一项大型古籍修复工程。《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精华，国图文献修复组的19位古籍修复师计划用3到5年，修复国图馆藏的270多部、3500多册中的十分之一。
古籍修复师，一个人们眼中陌生而略显神秘的职业。在那部捧红了乌镇的偶像剧《似水年华》中，黄磊饰演的文学青年为疗愈内心创伤，跟随朱旭饰演的书院院长修补古书，并遭遇了传统与现代的尴尬碰撞。
修复古籍与疗救创伤，并非只是文艺青年一厢情愿的浪漫对照。明周嘉胄所撰《装潢志》中记载：“古迹重装如病延医——前代书画，传历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装，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随剂而毙，所谓不药当中医，不遇良工，宁存故物。”而香港和台湾的一些图书保护单位就以书籍医院为名，修复人员也被称为书籍医生。
“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若非拥有这样的心性，不能成为修书“良工”。朱振彬将这一要求总结为“三心”：“爱心、耐心、用心”，而治病救人的道理也不外乎此。
在修复师的眼中，书籍的生命就如同人的生命。人会生病、衰老，书也一样，虫蛀、鼠咬、酸化、絮化、霉变，甚至脆化如酥皮点心、碳化成一摊粉末。而修复师的工作，就是为书籍诊疗、续命，让人类的文明遗产能存在得再久一点。
这是一个古老的行业，伴随纸张、书籍的出现而产生；这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行业，亟待修补、保护的图书浩如烟海。据国家图书馆2012年的统计，全国包含图书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博物馆等在内的公藏单位有3800多家，拥有古籍总量超过5000万册。而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全国博物馆、图书馆内部的专业古籍修复人员已从不到100人增长为现在的近700人，却仍无法填补人才缺口，修补的速度远赶不上书籍折损的速度。用国图修复专家、非遗传承人杜伟生的话说：“这一行路子虽然很窄，却看不到尽头。”
“片纸只字，认真对待”
历史上“修书”曾是一个繁荣的行业。自宋代印本书盛行、装帧技术发展后，修书逐渐成为一项专门的手艺。在清末民初书市最繁盛的时候，一本名贵的宋元善本与琉璃厂半条街等价。修书老师傅们津津乐道的是书店伙计为老板“采”来一套宋本，换来琉璃厂两间门面，就此自立门户的故事。
嗜书如命的文人雅士也多会学几手装裱、修补技术，读书藏书之外，修书也是一种乐趣。鲁迅先生就是一例典范，在鲁迅博物馆里就陈列着修书工具：简单的划线仪器，几根钢针，一团丝线，几块砂纸以及两块磨书用的石头……他也曾在日记中屡次提及琉璃厂淘书、修补装订古籍的经历，他所珍藏的一万多册图书品相完好，没有一册出现污损、破散。
那时的修书人，既是工匠、又是专家，学识未必丰富却目光如炬，一眼便能辨认书籍年代、真伪；而那时的文人有着爱屋及乌的惜书之心，对修书人也分外敬重。国图第一代修复专家张士达，就曾为鲁迅、郭沫若、冯友兰、郑振铎、李一氓等先生修过书，著名文献学大师、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尊称其为“国手”，每有所获，必指名张士达来修，信任备至。
1980年参加工作至今，修了30多年书，经手过成千上万册古籍，朱振彬仍能一眼看出老师张士达的手艺：
“古籍修复有一个特点就是‘书平口正’,不能变样，书平整，像刀切斧砍似的，我的老师就达到了这样的水平，一眼就能辨认。”
张士达十六岁起就在琉璃厂最著名的古籍书店之一“肄雅堂”做学徒，后自立门户，直至1956年公私合营，作为修复人才被招进国图前身北京图书馆。
《赵城金藏》项目、大量宋元善本……由于早期档案制度不健全，究竟张士达等国图第一代修复专家修复了哪些目次，现已无从考证。但其工程量之繁琐，仅《赵城金藏》3500多卷，就从1949年至1965年。
张士达修书以“精细”著称，“片纸只字，认真对待”是他反复叮嘱学生的修书法门。据他的学生回忆，仅仅是修书前的配纸环节，他都会花上一两天时间，从补纸的纸性、颜色、薄厚，直至帘纹宽窄都力求与原书一致。有些古书因为年代久远，书籍边角由直角磨成圆角，张士达也不愿像一般的修书师傅将圆角补齐，而是保留磨损后的圆角，即便破损程度严重，也按照磨损后的式样补齐。
“先生常说，看一部书修得好坏，不能看是否修复一新，要看是否古风犹在。”
据朱振彬介绍，现在国图古籍保护方面最为重要的“整旧如旧”原则，就与师傅张士达的修书理念一脉相承。
朱振彬的工作台上摆着刚刚修补好的《天禄琳琅》中的一卷，当记者感叹整部书像没修过一样时，他显得特别高兴：“修补古籍，如果听到别人夸赞，‘像新的一样’,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讽刺。最好的赞扬，就是‘像没修过一样’。”
对每位修复师来说，听到这声赞叹后毫不掩饰的欣喜之情，正是将重复、繁琐的修复工作坚持到底的原因。
“修补破书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我修复古籍时，身心感到非常愉悦。如果离开古籍修复这个行当，身体也就不振作了。我若能为国家多修几本好书，使古老文化继续传承下去，才是最幸福的。”张士达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修书生涯。
工序简单，关键在人
年届六旬的杜伟生，头发花白，目光却犀利明亮，带着常年修书磨砺出的老练精准。1974年退伍后杜伟生被分配到国图工作，谈起当年初入行的感受，他笑言在部队干了五年基建，架设桥梁、修建厂房，都是重体力活，而来到图书馆，“当时就觉得挺好，终于能坐在屋子里工作了。”
当年的战友进工厂、进学校，显然修书人这样一个常年坐冷板凳的行业，不是最优选择。既不像上一代出于生存需要做修书匠，也对古籍修复的知识价值全无认识，此前从未接触过古书古画的杜伟生坦言自己的入行完全是机缘，“当时那代人不会想这么多”。而这么一入行，就是40年。
跟着老一辈的师傅们学了九个月手艺、又在北大花了一年时间进修文献知识，从普通书籍装订做起，杜伟生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门外汉，渐渐上手，至上世纪90年代，《敦煌遗书》工程启动时，已经是修复组组长。
“修复工序说来繁琐，其实就那么几道，工具也是人人可以上手。很可能穿线、揭纸，你们年轻人比我灵巧得多。”杜伟生认真地说：“但关键在人。”
杜伟生非常推崇张士达所代表的“认真”与“精细”。
当年和张士达共事的老师傅们常常不理解，觉得慢工“磨”出的细活价值不大，出身书铺的他们，一路受过的训练都是出于书铺生计考量，以卖书为准，认为修复就应当求“快”。
这种不理解在老一辈修书人身上时有发生，荣宝斋的裱画师傅曾经到上海图书馆辅助整理书画，最后争执不下，南方师傅嫌北方师傅干活粗糙、北方师傅嫌南方师傅不够利索。杜伟生认为，这与气候、文化的南北差异密不可分。北方的干燥气候适合动作直爽利落，装裱风格大气磅礴，而南方阴雨连绵，适合精工细作，于细节处见精巧。
修书同理，看似重复着查漏补缺的工作，实则精巧非常，务必要从各种可能造成影响的方面入手分析，才能做出恰到好处的判断。
大英博物馆处理馆藏敦煌遗书，曾使用过塑封、丝网加固等方法，甚至为了上墙考虑，将原本图卷并不规整的遗书拉平装裱上墙，对遗书本身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提起这些杜伟生连连摇头。杜伟生回国后全面展开《敦煌遗书》修复工作时，不破坏古籍原貌的“最少干预原则”贯穿了修复全程。
古籍修复保护已不再是当年以“卖书”为准绳的工作，而是承担着修护、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成果的重要使命。修书40年，接触的书籍越来越珍贵，杜伟生觉得自己“胆子越来越小”，越来越对书籍充满敬畏之心。
杜伟生常说这份工作“救的是书命”，可与“书籍医生”的神圣感、使命感并不相称，杜伟生也常常在这份工作中遭遇到冷眼。不受重视、被人视作“修书匠人”，甚至在全国性的行业会议上，也常有“专家”质疑：古籍修复师做的不过是修修补补的活，这个行业就不该有高级研究员职称。
与书的实体打交道，研究书籍的物理属性，怎么就是“雕虫小技”、不能称为“学问”呢？没有书的物理存在，书中的精神、文化成果又如何能得到延续？这也是杜伟生一直困惑的问题。
甚至曾经共事过的修书人，也曾在90年代市场经济的汹涌大潮中下海“开出租”。杜伟生对此表示非常理解，“修书”已然不是一个能够适应市场的行当：哪位书商愿意花大价钱将书修得“看不出修过”呢？
书籍之“道”如何存续
大大小小、不同程度的古籍修复班，杜伟生带了十几届。而每一个班级中，能走出一两个继续做修复的人才，已是不易。
朱振彬的估计更为具体：“说是不到700位修复人才，对应五千万册古籍，保守来说有二千万册要修，700人修二千万册要一两百年，但是一两百年以后书可能又破损、老化了，而且700人里面不是所有人都能修，所以说量要上去，同时也要培养一些修复方面的高、精、尖人才。”
朱振彬屡被问及修复人才最需要具备什么素质。
“当然首先要坐得住。但很多人包括一些记者，会以为搞修复只需要坐得住。”朱振彬略显无奈，“我们招收的人才中，有学化学的、有学印刷的，也有学美术的……需要各方面知识的融合。”
“我们现在最看重心理素质，最重要的是，不把生活中的情绪带进工作。”朱振彬和杜伟生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一点。
“一定要耐得住性子。必要的时候，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杜伟生曾修复过一件破碎成三百块残片的手卷，正屏息凝神拼补得头晕眼花，身边一位同事撂下一摞古籍，掀起的气流直接将残片扫至地上……
这样重头来过的瞬间，对修复师来说是古籍修复工作中最“惊心动魄”的时刻。
“很多人就觉得做这个有一些传奇的经历，其实做这个工作恰恰很平凡，做古籍修复工作不允许心情有大喜大悲，这都对书不好。要求修复古籍的人要平和。‘心静如水、心细如发’。”朱振彬总结道。
虽然人员数量翻倍，但“古籍修复还得要口传心授。古籍修复有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必须要坐在师父旁边，靠师父传、帮、带，潜移默化得提高，不是上一个月、两个月的班就能够(达到)，那些是泛泛的东西。”
朱振彬就是这样跟随师父张士达，从技艺学习到饮食起居，与张士达师父朝夕相对，学习了两年之久，他深信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的力量。
自2013年起，国图首次恢复了一对一师带徒的传统。
1987年出生的崔志宾是修复组年龄最小的修复师，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史专业硕士毕业之后来到国图文献修复组工作，成为国图第一个有一对一“师傅”的年轻“学徒”。工作满一年的她，已经在朱老师的带领下，接触《天禄琳琅》的修复工作。
“师傅在你旁边，你哪儿做得不对的，立马就告诉你。比方我锤书的时候，‘铛’得一声，声音不对，他离得很远都能听出来，然后看你一下，示意你力气使大了。锤狠锤轻他都能听出来，有没有穿透，他能听出来。”说起工作，小崔满脸兴奋。
“也有人质疑我们让年轻人参与《天禄琳琅》的修复，怕他们修不好，”朱振彬表示，“但这非常有利于年轻人的成长。”
“我们这代年轻人最大一个感触就是，去单位也好、去公司也好，工作就是感觉在不停地输出你的知识，你给对方的单位做贡献，然后拿一点工资。”小崔不止一次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出自己的这一感受：“我觉得我是不停地在吸收，这是我从事这份工作最大的收获。”
“我没觉得我贡献出了什么。”在价值更为多元化的时代成长起的一批人，小崔更注重的是从工作中收获什么：“我修的书肯定不是最好的，也肯定不是终结版。因为可能再过一百年，这个书肯定是要重新再修，因为它上的糨糊什么都失效了。但是你有限的生命当中你学到的就是你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