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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当代著名艺术批评家栗宪庭早年对于是否可能存在第三级艺术市场的设想文字在微博上又引起了新一轮的转发。“三级市场是有别于一级市场(画廊)和二级市场(拍卖行)，真正能面对百姓大众的平价市场。”栗宪庭于2005年当代艺术井喷时提出平价艺术市场的想法，是基于当时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大量被国外藏家低价收购，以西方的艺术市场模式加以运作，在拍场上频频拍出天价的“炼金”行为的一种忧患意识。高价的出现使人们的关注点瞬间移至价格，而忽略了艺术品本身的意义，也使艺术市场成为了极少数人操控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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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艺术北京现场
所谓平价市场，是栗宪庭针对当时西方话语权把控下出现的高端市场的一种应对。现代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有欣赏和拥有艺术品权利的社会结构，建立平价市场的根本目的，是想通过市场行为把艺术新的变化普及到大众，也试图通过平价市场形成艺术发展和社会之间的补充途径，把聚集在其中的众多艺术家和大众审美之间建立一种长期磨合的“社会形态”，即它不但是未来中国艺术市场金字塔的基座，也应该成为全社会介入艺术评价的社会机制。
栗宪庭的想法无疑是针对当时强势进入中国的西方艺术市场价值体系被蜂拥效仿，并瞬时产生一系列怪象的担忧。当时文化价值体系的动荡，艺术价值体系面临着体制、意识形态、旧有传统势力、画种门派等障碍，西方艺术市场单纯学术性的价值系统似乎处处水土不服，但又被强行接纳。平价市场被寄望成为整个社会和大众参与的第一轮艺术筛选和评论的机制。
然而时过境迁，当初捞足了金的西方买家早已离席，随着国内藏家的登场和艺术市场这些年的进化筛选，艺术走向大众，艺术品的消费属性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强调。但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平价市场还是没有出现，栗宪庭的愿望在当下又是被如何解读的。本期采访了雅昌艺术网总编辑朱文轶、北京新绎爱特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市场总监王鹏。
放下艺术家的身份亦可大有作为
就栗宪庭提出的艺术平价市场概念，朱文轶表示了认同，在他看来，如何让艺术真正面向用户、面向家庭、面向老百姓是每个艺术从业者必须要思考的，也是他最近跟一些年轻艺术家交流的问题。在朱文轶看来，不是所有的艺术家一毕业就一定要成为年轻艺术家，推介青年艺术家的这种梦想可能不是这些青年人本身的梦想，而是背后推手的梦想。“多数从事艺术行业的人都有两种身份，一种是个人创作的身份，另一种是艺术为人民服务的身份，也许大部分人就是一个艺术的工作者，就是一个从事艺术服务行业的工作者，他可以为家庭、为家居做很多事情，可以跟设计师联合做很多事情，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成为梵高，所以只有这样的一些基本认知打开了之后，才解决了真正的行业人才出路的问题。”在他看来，艺术家的出路解决之后就能带领艺术交易，同时也会带来不同的艺术经纪人进入，也许未来的艺术经纪人就跟现在小区楼下卖房子的房产中介一样，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的生态的话，艺术行业永远还是一个小众行业。
任何行业最后跨界的想法都会给本行业带来非常别开生面的一些东西，这个行业太封闭，它需要借助外边的一些思维方式、方法论，可能更多人才的加入会对这个行业引入一些活水。但是问题是这些人才为什么要加入这个行业，要看这个行业是不是足够大、足够有吸引力、足够有前景，这里面有太多需要去“革命”的地方。对于可能发生改变的入口，朱文轶认为，互联网作为一个表述的方式，的确代表着更开阔、更扁平化的思维方式和生产关系，但是它对行业的改造都是非常类似的，艺术行业作为传统行业里面一个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行业，同样存在着被这种新的生产关系、被这种扁平化的趋势所改造的可能性，只是这个可能性可能现在还没有看得很清楚，也没有人能做出一个特别好的范例，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有人去破局。
从民众视角来解决文化需求
王鹏认为栗宪庭关于三级市场的提法反映了三个基本问题，首先这种想法是中国当代艺术在经历过地下困难时期、盲目天价时期和后来的金融危机时期之后很多人对市场普遍抱有的一种期待，即艺术总能在一个社会形成完善的生存机制；第二，不可否认的是，三级市场的提法也带有朴素的本土色彩和民族主义色彩，因为一二级市场的规则出于西方，那么中国人是否可以形成属于自己的市场形态和市场规则？第三，脱离经济和商业规则因素去单纯地谈论艺术市场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艺术品的价格并不是决定人们是否消费艺术和艺术品的决定性因素，只有更多地关注到艺术以外的非艺术因素以及这些非艺术因素和艺术消费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更准确地探讨是否可能在未来建立真正的艺术平价市场。
对于当代艺术的大众接受度，王鹏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出现是否具有真正的社会基础？第二，普通大众为什么一定要接受甚至了解当代艺术？在他看来，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出现更多出于一种艺术家对政治的反思而不是对社会和历史的反思，当代艺术有其非常知识化的一面，但同时也带有非常狭隘和局限的基因，这样的事物通常来讲是容易跟社会脱节的；普通大众并没有义务一定要去接受或者了解当代艺术，每一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文化喜好，这是真正的文化权利的问题。
很多艺术形式的基本语言和运作规则都是西方人奠定的，比如电影，在这一点上王鹏认为，规则好坏与建立顺序并不代表事情本身的归属，没有必要非得给一些事物贴上西方的标签，好的东西总是适用于全人类的，规矩的背后体现的总是对事物公共权益的保护，如果说西方的运作方式和中国国情有什么不符合的话，那应该是对于运作者来说，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太懂得尊重艺术的公共权益，我国的公共意识比较淡薄，这在文化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艺术大众化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要说在中国，哪怕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事实上也并不是人人都那么关心艺术，不同的是，西方的公共艺术空间的确比中国的要普遍，比如教堂，本身就是很好的公共性艺术教育场所，比如美术馆和博物馆，可以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艺术品，我们近年来公共性的美术馆等场所越来越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拉近艺术与民众距离的作用。”但要想真正把艺术推向大众，王鹏提出了一个如何建立“艺术大众标准”的问题，需要思考普通民众的艺术需求是什么？从艺术形式的角度，从价格的角度，从对艺术认知层次的角度，从作品形态的角度以及从民众的文化艺术消费心理的角度等，只有帮助民众解决了他们没有时间解决、没有能力解决、没有义务解决的文化需求问题，才有可能真正把艺术推向大众，使艺术更加社会化并和更广泛的人群发生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