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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从第二套人民币的发行说起：
我国第二套人民币的发行，结束了我国货币制度紊乱的现象，使我国的货币得到了统一、稳定和健全。成为新中国首套完整健全、精致完善的货币。
第二套人民币的票面设计、图案题材和票幅颜色等都反映出了我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艺术等方面的特点。尤其是票面上首次使用了汉、蒙、维、藏四种文字其都是由我国的民族书法高手书写而成，体现了我国的民族大团结。
其中，票面上的行名，面额及年份等十九个汉字尤为突出，其字体端庄凝重，苍劲有力，独具匠心，不易仿造，容汉隶结构、现魏碑神韵而自成一体。称“张黑女碑”体，它是北魏碑体中的精品。成为我国流传最广的书法之作而深受世人交口称赞。
由于发行第二套人民币对健全我国货币制度发挥了重要意义，票面上文字影响作用也同样重大。是沿用董老所写第一套人民币的柳体楷书文字，还是另请其它书法高手写呢 ？当时负责征集人民币文字的南汉辰行长难以定夺。于是，他和总行印刷局局长王文涣向周总理汇报。征求周总理的指示和意见。周总理对他俩说：“钞票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马虎不得。”于是，写得一手好字的南行长想到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处任研究员的马文蔚先生。
马先生不仅知识渊博，还有很高的文化书法功底。1950年的一天，南行长特意从故宫博物院借来一支宫廷用笔。中午休息时，将马文蔚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南行长拿出笔问：“你看这支笔怎样？”马文蔚一看是十分珍贵的宫廷用笔，便说：“真是好笔！”南行长说：“你写几个字怎样？”马文蔚这才注意到，书桌上早已摆好了端砚、白宣纸和各色裁切好的宣纸。他迟疑了一下说：“这笔不如我那支好写顺手。”南行长说：“那就回去拿吧，今天我要跟你比一比，咱俩的字谁进步得快。”马文蔚拿来笔就问：“写什么呢？”南行长说：“就写咱们银行的几个字吧！”
马文蔚提起笔，按照南行意思一连写了好几套“中国人民银行”和“壹、贰、叁、伍、拾、圆、角、分”及年号，共十九个汉字。当时白宣纸用完后，就写在各色虎皮宣纸上，有黄色的，也有绿色的。写完后，马文蔚已意识到他写的字可能会用在人民币上，便说：“写得不好，如果哪个有用，可剪开挑一挑，这个‘银’字有点不满意。”南行长仔细筛选后，挑出了一套较好的与其它征集到的墨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最终，还是选了马文蔚的墨宝。“中国人民银行”是写在白色宣纸上，“民”字写在绿色虎皮宣纸上，其余面额文字均写在黄色虎皮宣纸上。“民”字写在绿色宣纸上，字与纸有些靠色，制版时用了白色勾边。每个字都是剪成单个字后拼就组成的。总行将设计好的第二套人民币票样送给了周恩来、董必弄、邓小平和陈云等领导同志审阅，他们仅对票面图案提出了修改意见，确认了票面上的文字。总行钞票印制局根据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修改意见重新修订上报后，开始了第二套人民币的印制。从此马文蔚所写的文字就出现在第二套人民币上了。
1984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特发公函指出：“马文蔚同志是一位对银行建设有贡献的旧知识分子，1950年受南汉辰行长委托，为人民币题写了‘中国人民银行’等字。”世人终于知道、确认了第二套人民币上的汉字书写者的庐山真面目。
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字体也被人民银行总行确立为全国各级人民银行的统一字体标识。包括办公、营业机构的标牌和文件、凭证、信笺信封等日常业务、办公用品用字。由于该字体结构严谨、稳重美观、特点 突出和人们熟悉而受到了社会群众和人民银行员工普遍赞扬和欢迎。
第四套人民币从1978年开始设计的过程中，关于行名和其它文字是否沿用前两套的字体问题存在着不同意见。有人提出沿用马文蔚先生的字体；有人提出要找书法名家题写；还有人建议请国家主要领导人题写等等意见。
中国书协秘书处的同志坦率的说：“中国书协领导经过慎重研究，认为人民币自发行以来的行名和其他用字很有特点，水平很高，再找人写也难以达到如此水平。况且，现用的人民币文字早已深入人心，应以不改为好。”
因此，设计组综合各种意见后，决定第四套人民币上的文字沿用第二套人民币上的字体（除年号文字用印刷宋体外）。但也作了如下修改。一是改繁体字为简体字。设计组按照国家公布的标准汉字简化表，将票面上“中国人民银行”的“国”和“银”字由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当时，曾给马老去函，约他重写简体字。可是马老已是80高龄，又有哮喘病，握笔已不稳，写出的字已不能再用。于是北京印钞厂的专家们经过细心临摹马老的笔体，终于临仿出了票面上的标准简化字。需要说明的是，其中“国”字的“口”与“银”的“艮”还是马老的原迹，
第五套人民币的“中国人民银行”继续沿用了马文蔚先生的笔迹字体。票面文字和年号文字又使用了印刷宋体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