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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新富人就是昨天的穷人。梵高等艺术家的作品在市场上创下天价，因为他们提供了其他画家所没有的一种用品：乡愁。
在20世纪80年代初，相对于老大师作品的价格，德加、莫奈、雷诺阿、毕加索、莫迪里阿尼和马蒂斯的作品似乎很便宜，对于美国的主流趣味而言，这些作品也更为现代、更时尚、更有吸引力。1983年，在哈夫迈耶拍卖会上，德加的作品拍得374万美元，但这一价格很快就黯然失色；1984年，克拉克勋爵的后期透纳作品《福克斯通海景》(SeascapeFolkestone)以1010万美元卖出；1985年在佳士得，温伯恩勋爵(LordWimborne)的一幅罕见的曼特尼亚作品《麦琪的朝拜》以1040万美元卖出；1986年在苏富比，伦勃朗的一幅肖像画《穿金边披风的女孩》(GirlinaGold-TrimmedCloak)以1030万美元卖出。但出现在拍卖会上的老大师作品的质量在下降，交易商也在大声抱怨供应不足，而印象派和1900年至1930年间的巴黎画派最好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仍然在私人手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拥有低息贷款的投机者只有一个方向可去。1870年之后，艺术世界开始进入新的价格空间。在1986年，事情还不是很清楚：法国印象派是否会取代18世纪的英国画派，成为前所未有的、最昂贵的艺术流派。但到1989年，一幅五流的毕沙罗作品已经比一幅一流的约书亚·雷诺兹作品要贵十倍。在1990年，梵高最好的作品比雷诺兹最贵的画要贵两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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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1889年所作的《鸢尾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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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有许多作品描绘大地与乡村，图为《播种者》
从1987年12月到1990年5月，在纽约和伦敦举行的每一次印象派和现代派拍卖，在每一个价格水平上都会带来价格的上涨，引发人们新的兴奋——以至于像阿斯加国际这样的日本交易商有时会出现在拍卖现场，不加区分地竞拍第一流和第五流的作品。
《向日葵》2420万英镑的价格让梵高成了艺术市场之神，让投机者们有了新的方向。这位荷兰人的作品之所以能升上九天，温德尔·彻里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福尔塔巴夫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竞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5年，《日出景象》[LandscapewithRisingSun]，在苏富比佛罗伦萨古尔德拍卖会上卖出，两人之间的争斗才暴露在公众面前)，但在《鸢尾花》于1987年11月以5390万美元卖给邦德之后，梵高作品才开始像毕加索作品定义21世纪的艺术市场那样，定义当时的艺术市场。到1990年，在拍卖排行榜的前十名里，梵高的作品占了五位。
这在当时和现在都是出人意料的事情。在连接19世纪和20世纪艺术的“北方道路”上，梵高是一位重要人物——这是一条浪漫和革命之路，通往一种真正的现代绘画，由弗里德里希在柏林、康斯太伯尔和透纳在伦敦开创，由梵高这位远在法国的荷兰人将其戏剧性地推动向前，挪威的蒙克和瑞典的斯特林堡(Strindberg)在19世纪90年代加以发展，然后又融汇进慕尼黑的康定斯基和德国的表现主义中。但在以巴黎为中心、连接19世纪和20世纪艺术的“南方道路”上，也有重要的、更加耀眼的人物。就受欢迎的程度而言，雷诺阿、莫奈、塞尚或毕加索的价格本应该更高。
但梵高提供了除毕加索以外的其他画家所没有的一种用品：乡愁。今天的新富人就是昨天的穷人。工业和金融财富很少是继承而得，它们是新近创造出来的，那些自我成就的人会愈加怀念被他们抛在身后的世界。在19世纪80年代的巴黎，像爱德华·塞克雷坦这样的新工业家创造出新的创纪录的市场，买卖米勒和巴比松画派的农夫画，而美国的新工业财富把罗莎·博纳尔和毕沙罗作于19世纪70年代初的作品的价格提升到了惊人的水平——前者的作品是纯真的乡村回忆，后者的作品描绘的是田野里的劳动者。在20世纪80年代，梵高的生活受到空前的关注，他的作品的价格也达到空前的高度。这是一个被疯狂和贫穷毁掉的人，据说终其一生都未能向富人卖出一幅画，而现在却成了百万富翁们特别感兴趣的对象。2004年，毕加索玫瑰红时期的作品《拿烟斗的男孩》——画中人物是一位身着蓝衣的巴黎技工——拍得1.41亿美元，尽管经济动机是造就这一惊人价格的主要原因，同样的乡愁似乎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富有的买家多次在市场上表明，贫穷的景象能让他们打开钱包。
于是，在看到《鸢尾花》以惊人高价卖出之后，巴黎交易商杜朗—鲁耶的一位后人立刻把德加的《洗衣妇》(Blanchisseuses)——作于1876年，是洗衣妇系列中的一幅——送到了伦敦的拍卖会上。
当时，巴黎和伦敦半数以上的职业妇女都是洗衣妇。1894年，这幅作品在美国拍得440英镑，是德加作品的最高价格。其吸引人之处在于，画中描绘的是现代生活的景象，但对于新富人而言，却无疑又是对昨日贫穷的纪念。1987年，这幅画以1370万美元创下德加作品的最高纪录，买家至今身份不明；1988年，德加的另一幅《洗衣妇》拍得744万美元，画的主人在十六年前买这幅画花了46万美元。市场紧盯着老大师的“宫廷趣味”的对立面：这种趣味喜爱的是穷人的生活。事实是，社会中大多数成功企业家几乎都有过饥饿和贫穷的童年，他们因此产生出对更美好生活的渴望——今天，只要查看纽约福布斯四百强或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富人排行榜，我们就能确认这一点。对于那些画的买家而言，画中所描绘的下层人民，有许多就是他们的“家人”。他们就是新富人的祖辈。
1988年3月，轮到莫迪里阿尼的作品被阳光照耀了：他最后的画作，希腊咖啡馆音乐家马里奥斯·瓦弗格利斯(MariosVarvoglis)的肖像画以909万美元创下他自己的拍卖纪录。文莱苏丹此时私下付了多少钱买下莫迪里阿尼的那些裸体画，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文莱后来不喜欢这些作品。1988年，梵高为邮政局长娴静的女儿所画的肖像画《拉武小姐》(MlleRavoux)拍得1375万美元。日本的投机者无疑会感到激动：这幅画在1920年价值2万美元，1966年价值46.7万美元，1980年价值198万美元——这怎么说都是一笔漂亮买卖。维尔登斯坦的哈里·布鲁克斯(HarryBrooks)对此感到震惊，称这样的价格“让人恐慌”，但如果他是在对市场过热发出警告，市场并没有理会他。在6月的伦敦举行的拍卖会上，莫奈的《草地》(DansLaPrairie)拍得2420万美元(1430万英镑)；在画中，莫奈的第一位妻子卡米耶安静地躺在草地上。莫奈还没有真正加入天价俱乐部，但其作品价格无疑已被视为过低；这次的拍卖价格是他之前的拍卖纪录的四倍。出席苏富比拍卖会的人注意到，画的竞价本来在1400万美元就会打住，但两位富人之间的争吵让价格又上涨了1000万。其中一位是文莱的杰弗里亲王，人们发现他与20世纪80年代的高价格关联甚多。
在很大程度上，市场上卖的画和雕塑是美国人在20世纪30、40和50年代廉价购买的。也有很多寄售品来自瑞士，尤其是住在说德语的各州的希腊家庭，他们为了避税而购买艺术品。尽管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雷诺阿、塞尚、莫奈和德加的作品就在进入博物馆，事实证明，他们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仍在私人手上。
1988年11月，一组这样的藏品在纽约浮出水面，一周内就在美国和日本被誉为创造了拍卖的历史。
在七天里有三组重要藏品转手，其中最让人难忘的艺术品属于加州的电影制片人威廉·格茨。格茨和他的妻子所买的艺术品范围广泛，可以回溯到1870年，但他们还具有一种非美国的趣味，喜欢毕加索更粗砺时期的作品。在他们的藏品中有一幅1901年蓝色时期的《母性》(Maternite)，这幅画是否是毕加索这位20世纪身价最高的艺术家的杰作，需要投机者们自行甄别。这幅相对比较迷人的画——与伦敦或巴黎相比，纽约数十年来一直表现出更强的对装饰性的喜好——以创纪录的2475万美元卖出；在同一周，维克多·W。冈兹(VictorWGanz)收藏的另一幅作于1923年同样迷人的《鸟笼》(Caged'Oiseaux)拍得1540万美元。仅仅四天时间，毕加索的拍卖纪录翻了三倍，市场上出现了能与梵高作品相匹敌的投机对象，梵高的《向日葵》《鸢尾花》和《顶奎特尔桥》是当时全世界四幅最贵的画中的三幅。
1988年12月，在纽约放弃毕加索的地方，伦敦继续与其一起前行。《杂技演员与年轻小丑》是作于1905年玫瑰色时期的一幅杰作，这幅画把这位艺术家的纪录提高到3875万，六倍于一年前的水平。两位日本人互相摊牌，产生了这个价格——在当时这是让人始料未及的事情，尽管这幅画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日本人那种空灵的趣味——这个惊人的价格也成为全世界画作的第三高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