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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铢半两是古老钱币，是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刘恒继位后铸造的，因朝廷法定钱重四铢故称"四铢半两".刘恒即位后亲贤纳谏，倡导以农为本，注意发展生产，紧缩通货，把从税收收来的钱储存于国库之内，不在放出，同时取消盗铸钱令，允许自由铸造，鉴于五分钱轻小于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铸行半两钱。
四铢半两直径2.5厘米上下，重2.2 --2.8克，穿孔明显变小，按内郭分有郭半两与无郭半两两种，背平，半两钱虽为小篆，然笔画方折已显汉隶风韵。官铸有法钱，许民间铸四铢钱，吴王刘濞、大夫邓通等自铸四铢钱而成巨富。
四铢半两因较顺应当时的国势民情，在汉初币制多变时铸行长达40年之久。
汉初对铸钱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允许民间私铸，这种政策老百姓是沾不到光的，只能有利于贵族、豪强和富商们。权贵富商既占有矿（铜）山，又拥有劳动力，还有雄厚的资本和专门的技术，开放私铸，使他们成为直接受益者。
后来，西汉的奸商们就在四铢钱上大作手脚，他用锉刀一个一个地从四铢钱背面锉刮铜屑，然后再用锉下的铜屑铸造新的钱币，以让自己手中的货币"生儿下蛋"!结果西汉四铢钱被越锉越薄，民间私造的货币越来越多，以致于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最后四铢钱不得不停止流通。并改革币制，严禁民间私造货币，违令者一律格杀勿论。
《汉书·食货志》说："孝文五年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自寿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即武帝建元五年至元朔三年之间），""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此后"有司言三铢钱轻，更请郡国铸五铢钱".以上内容与《史记·平准书》同，对四铢半两、三铢钱铸行时间作了相当明白的记述。可是，班固在写《汉书·武帝纪》时，不慎写入"建元元年春二月行三铢钱".把"考文五年（前175）后四十年"的建元五年（前136）误成"建元元年（前 140）"行三铢钱。建元元年距孝文五年就不是四十余年，而只有三十余年了。班固还未注意到《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建元五年行三分钱（"分" 为"铢"之误）"的记述，在《武帝纪》中参入建元"五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元狩五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对此，东汉史学家荀悦认为《汉书》以 "三铢-半两-五铢"的继承关系与《史记》"半两-三铢-五铢"的继承关系不合，因此，写《前汉纪》时，在班固认为建园园年"行三铢钱"、五年"行半两钱"的错误之上，再加元狩四年"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五年"行五铢钱",错上加错地形成"三铢钱二度铸行论",但荀悦没有说明第二次铸行的三铢钱是继承哪一种半两钱。据王裕巽《西汉武帝建元年间初行三铢钱考》说："三铢钱概为背平素，面有外轮之式，与武帝始铸于建元五年，罢销于元狩四年的武帝半两钱铸式全同。"那么第二次铸行的三铢钱，即承接"有外轮的半两钱"了。现有湖北江陵168号汉墓出土物证实，有外郭的关两钱，在文帝时早已铸行，正是武帝建元五年"行三分（铢）钱"时被罢总收入之物，怎么成了"始铸于建元五年"的"有外轮"的半两钱呢？因此，三铢钱二度铸行论，就成了无稽之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