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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十二条屏》：中国最贵艺术品沉浮
《山水十二条屏》的创作谜团，不过是它后来若干年颠沛流离、沉浮于公众视野的片头
2015年3月下旬起在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称“保利公司”)展出的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已开出中国最贵艺术品的报价：据本刊记者从保利公司了解，除投保15亿元人民币外，委托出售者为其确定“底价”亦为15亿元人民币。
嘉德2011春季拍卖会上，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以4.255亿元人民币成交，是为目前中国最贵艺术品公开交易纪录。2014年中国最贵艺术品则是3.48亿元港币拍卖的“明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约合人民币2.7亿元。
在全球范围内，2012年2月，19世纪法国画家保罗·塞尚的《玩纸牌者》以超过2.5亿美元(当时约合16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最贵艺术品。买家是卡塔尔王室。
虽然自1925年由齐白石创作至今不到百年，《山水十二条屏》却已数易其手，辗转海峡两岸。此次高调亮相，恐怕也将开启这套作品的新传奇。
齐白石的“衰年变法”
所谓条屏，大约可以解释为双数的国画条幅。业界通常认为，齐白石一生只画过3套十二条屏，一套是1932年为四川军阀王瓒绪所绘，现收藏于重庆博物馆。一套就是此次展出的作品。
第三套却下落不明。主流说法是它被齐白石在湖南老家换取了40亩田地。但很多人也认为，齐白石仅有上述两套十二条屏。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华天雪告诉本刊记者，关于第三套的内容收录在某些版本的齐白石年谱中。
在行家看来，这套十二条屏在齐白石的创作生涯中具有重要地位。华天雪解释说，1917年至1927年是齐白石的10年“衰年变法”时期。
所谓“衰年变法”，是指人到暮年又在改变原有的模式和方法。
由此，1925年的这幅画作品，被认为是齐白石风格转型期最具代表性的山水作品。
“取景上，这个作品既不俯视也不仰视，而是采用平视的角度，就让它的山水很生活、有根据。不像过去的山水画，要刻意表达冷逸超远。这完全就是齐白石自己独造的。”华天雪进一步解释说，“在这个作品里，他学过的各家各派画法，都已经融汇为齐白石的画法，他的面貌就要出来了。而且挂在一起十二幅，视觉冲击力非常强。”
特别是在上世纪30年代以后，齐白石画作很少涉及山水，“因为他画的山水被当时的传统画坛诟病，认为很野、没来历。即使他自己非常自信，但除非有人请他画，他自己主动画山水比较少，山水就显得更精、更贵。”华天雪说。
齐白石创作这套《山水十二条屏》的由来，至今未有定论。
题款说明，它是齐白石为祝贺北京名医陈子林50岁生日所作。但著名收藏家、齐白石研究者刘文杰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给陈子林的款是后添的落款，说明当时不是为陈子林特意做的。”因此，很可能是画好之后，由陈子林购买，“这么大的画，齐白石绝不会送人。”
该作品是陈子林自求，或是代其他人求，也说法不一。
爱国人士黄琪翔、郭秀仪是目前已知拥有《山水十二条屏》时间最长的藏家，其子黄向明则告诉本刊记者，某次郭秀仪带了刚刚上市的新鲜大闸蟹去北京跨车胡同15号拜访齐白石。齐白石当场解释了《山水十二条屏》的由来：是他一次“微醺之中，忽然觉得胸中豪气汹涌，情不自禁，奋然挥毫，一气呵成的”。
而“写罢，蓦然弃笔，仰天长啸。等这阵‘疯劲’过去，屈指一数，才知道恰巧画了一十二幅。这种神来之笔，今生难再，恐怕也是我写山水的绝笔”。黄向明的这种说法，显然与陈子林寿礼一说又有极大不同。如此，《山水十二条屏》确实有可能是后来陈子林购买的。
《山水十二条屏》的创作谜团，只不过是它后来若干年颠沛流离、沉浮于公众视野的一道预告。
“打鼓的”带来传世名作
虽然画作题款上写明创作于1925年，但《山水十二条屏》第一次“露面”已在1954年4月中国美术家协会在故宫办的齐白石绘画展览会上，当时展出了121件齐白石作品。
彼时《山水十二条屏》的拥有者已经是黄琪翔、郭秀仪。
“当时，齐白石把他认为最重要的作品都借来了。包括找郭秀仪借的《山水十二条屏》中的6条。展出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了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又被收录在1955年该厂再给齐白石拍的《画家齐白石》里。”刘文杰说。
到1958年1月，文化部和美术家协会举办的《齐白石遗作展》，《山水十二条屏》再次被展出。当时出版的《齐白石展览会纪念册》也注明收藏者为郭秀仪。
黄琪翔是北伐时与周恩来、叶剑英、汪精卫同时被誉为中国四大美男子。他还是29岁就晋升为“铁军”军长的北伐名将，由于主张革命、坚决反蒋，曾被当局通缉，一度阮囊羞涩、无处藏身。
后来，黄琪翔在军界几度沉浮，1949年8月在中共安排下到达北平，以特邀代表资格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对于黄琪翔、郭秀仪如何收藏《山水十二条屏》，黄向明的说法颇为传奇：由一位“打鼓的”老缪转卖。
所谓“打鼓的”，指走街串巷收售各家各户的各类物品的人。黄向明的说法是，这位老缪“五短身材，笑口常开，一副和气生财的商贩模样。通常他都身穿蓝大褂，左手执绿豆糕大小的皮鼓，右手拿着竹签似的小锤，胳膊夹着一个布包”。
某日“老缪带了件让人见了目瞪口呆的绝世珍品，对母亲说，两年前兵荒马乱，买画的人极少。齐老先生手头拮据，只好忍痛把它们卖了。后来辗转到了他手里”。但他家里连遭危难，希望以1000万元旧币出售，“最后母亲讲到400万元成交。”黄向明说。
1000万元旧币相当于新币1000元，当时已是天文数字。但老缪为是否真从齐氏手中直接所得，却无法证实。
然而，据郭秀仪传记《清风见兰》的作者孙炜在著述《再谈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收藏始末》(以下称《再谈》)一文所录，这套十二条屏是北京古玩行家杨义门通过著名裱画师刘金涛转卖给黄琪翔、郭秀仪夫妇的，但杨义门的背景现已无史料可考。
文中记载，据刘金涛回忆，当年杨义门告诉自己存有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要出售。刘金涛首先找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和艾青。
张仃见此画后双腿跪地，赞不绝口。后二人商议一人买两条，但主人开价至少4.5万元新币。张、艾一直未能凑够钱款，刘金涛就找到了黄琪翔、郭秀仪。
二人看罢当场决定买下，并于第2日付清4. 5万元新币。当时这笔钱款是一个天文数字，用刘金涛的话说：“假如有人胆敢贪污单位公款几千块钱的话，就可能要被判死刑。”
不过，刘金涛回忆的交易年份是1961年，却与前文郭秀仪将其在故宫博物院展出时间不符。
而关于张仃见画下跪一事，黄向明的说法是，郭秀仪买画有点后悔，唯恐自己当时心急、买到伪作。她便把十二条屏分别拿给吴作人、叶浅予、张仃等人检验，他们都赞不绝口，在这时张仃才跪倒叩头。
12次一买一卖
与《山水十二条屏》结缘，郭秀仪还得以拜齐白石为师。
1970年黄琪翔去世。“文革”中被没收的《山水十二条屏》于粉碎“四人帮”后退回黄家。郭秀仪则先后出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全国妇联执委，中国农工民主党名誉副主席等职。
到1987年前后，白崇禧之子、作家白先勇的弟弟白先刚带着台湾画商王台庆敲开了黄家大门。白崇禧和黄琪翔曾任国民政府军训部部长、次长，关系友善，白先刚称郭秀仪为阿姨。
白先刚与王台庆结识，源自一张张大千的画作。到1989年，王台庆终于成功说服了黄家出让《山水十二条屏》。
《再谈》中记述了王台庆对此的描述：“我手头没有那么多钱，是一条一条买的。买了这一条后，拿到台湾去卖了，收到钱后再回来买第二条。”
黄家以何种价格出售这套作品一直没有公布。但据孙炜了解，当年王台庆其实从郭家至少买走了3件重要的齐白石作品：《山水十二条屏》，齐白石为郭秀仪所画、8平方尺大小的《和平鸽》，还有同样大小的《九桃图》。
《山水十二条屏》由此从大陆消失，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已经是20年后。
2014年7月上海电视台外语频道的《访客陈蕾》栏目中，台湾长流美术馆馆长黄承志在节目中谈到了买下《山水十二条屏》的经过。他也一度在台湾专业刊物撰文详述了其中故事。
按他的说法，同在1989年，一名台商拿着《山水十二条屏》的照片找到他开价100万美元出售《山水十二条屏》。
100万美元当时折合3000多万元台币，但当时只有张大千的作品达到千万元水平，齐白石不过几十万元。
几经还价未果，黄承志提出不能仅凭照片就付出100万美元。最后双方商定，黄先拿出10万美元，对方“拿一条来看看”。
如此前后用了3个月时间，几乎每支付10万美元、获得一条，“总算把十二条弄齐了。”
谁是藏家
按黄承志的叙述，交易的过程也“曲折离奇”：“因为画在北京，钱在台北，卖方不愿把画交给中间人带走，而买方也不放心没有看到原作就把画款一次先行支付，最好是买卖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当场货款两清。”
但是中间人不愿让买卖双方见面，黄承志也不想身怀巨款赴约，然后再独自携带国宝画作闯关回台，因此以10万美元为频率，一直到1990年3月终于完成交易。
购买成功后，也有人告诉黄承志说：“充其量就是30万美元。”但从拿到第一条的1989年开始就有人前来购买。
其中一位山西“煤矿大王”的开价是：“一条5000万元，四条不是2亿元，而是翻倍，4亿元。因为一条的作品很多，4条的很少。再往上再翻倍。12条屏等我开价。”
即使如此，黄承志依然不忍出售。因为“收藏这30年，有感情了，除非说真的要用到这笔钱。其实，艺术品要拍卖也是这个原因，如果是多少钱就多少钱，就不需要拍卖了”。
2006年，郭秀仪离世。
而据媒体报道，1994年保利公司执行董事赵旭就听说了这件作品，2003年才看到真身。他称：“藏家将它视为生命，不愿意拿出来。”
此后赵旭一直与作品藏家保持密切联系，直到2014年对方终于松口，保利公司取得了《山水十二条屏》的委托拍卖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