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拥有悠久的瓷器收藏历史,下到民间,上至宫廷,因着瓷器使用的寻常可见。古代先民惜物,即便瓷器“冲线”了,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请焗瓷匠来修好,然后继续使用,而对于精细的或先祖留下的瓷器,则会更细心使用、保管。因而,老瓷器还是留下来很多。民间有“民窑”,宫廷有“官窑”,江湖和庙堂都在瓷器文化的熏染下,对瓷器爱惜有加。一代代传下来,碎了积,存了碎。一般年代越久远,留下来存世的完整器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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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发现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收藏爱好者包括古玩店、艺术家等,一说起“老瓷器”,都认为最起码是民国以前,“古瓷器”则应在清末以上。很少有人提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建国瓷”以及“文革”期间特别定制烧造,或带有“红色”印记的瓷器。而以年代论,这些瓷器是“最近”烧造的瓷器,按理存世量很多,且无论是民间还是国有文博机构,应保存、搜罗一批精品。【但事实是,它们恰恰在当下很少被看到。】是否是被“私密”藏在大小藏家那里?小编也接触过众多瓷器收藏爱好者,看过大量古玩店、长三角多家文物商店,鲜见它们被“先知先觉”的藏家收藏。大多数瓷器藏家,以“年代太近”而不将其视为“文物”,或以“政治意识太强”、“缺乏文人气息和艺术特色”等理由一概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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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玩或艺术品的几个收藏标准来衡量,“建国瓷”、“文革瓷”才是一个有待藏家关注的“被遗忘的角落”,是一个亟待开掘的“金矿”。
自身实用价值反映了藏品创作、制造之初的实用目的,是一个类别藏品得以继续传承的基础原因。“文革瓷”是指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 年代中期,10年间国内各地陶瓷厂生产制作的带有“文革”色彩的陶瓷器皿,以及后来生产的所有具备“文革”典型风格的瓷器,如以工农兵形象、样板戏题材、毛主席语录等为题材的装饰瓷件、生活器具和雕像等。
特定的历史时期,充满“文革”特色的题材,成就了“文革瓷”不可复制的独特的历史地位,无论是造型、绘画艺术以及制陶技术都突显出时代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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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瓷”、“文革瓷”具有“稀有性”。由于“建国瓷”产生在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年限很短,只有20年,记载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氛围,这是历朝历代瓷壶无法比拟的。“文革”时期,定制而生产的瓷器总体数量上很少。较多的是老百姓生活日用瓷,但新时期以来,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生活方式方面的改变,绝大部分其时的“文革”日用瓷也因为搬家被当作“废品”清理掉了,存世量减少,这便成就了“建国瓷”、“文革瓷”的收藏契机——“物以稀为贵”。“建国瓷”、“文革瓷”,其历史科研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也非常独特。“建国瓷”、“文革瓷”,是特别年代、特殊审美的承载物、见证物。文化艺术作品中,瓷器和文学有所不同。有人说,解放后“17 年文学基本已是废纸一堆,但17 年的绘画依旧是瑰宝”。因为文学指向永恒性,需要发现那个人类共有的普遍的经验,书写那些永恒不变的人性,而绘画不是。瓷器也一样,更多样式的工艺品也同样如此,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记录的是时代的奇观和特定的风俗。“新的意识形态美学造就了一种全新的视觉”,它凝固在瓷器或画面上,让我们明白,人们曾有过这样的念头,从而让我们通过这种画面视觉回到那个时代。
1042 古彩开光人物福筒瓶 60年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瓷业处于百废待兴状态,中央政府高度重视陶瓷这个传统产业的发展,号召各地成立国营性质的工厂,保证批量生产并以此推动出口创汇和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于是诞生了千年瓷都“景德镇十大瓷厂”之类的大型陶瓷生产企业。这些工厂里的老陶艺家,几乎个个都是名家。如景德镇雕塑瓷厂的曾山东、蔡敬标、何水根等,皆为成名于民国晚期的雕塑名家;再如,前身为明清御窑厂的建国瓷厂的瓷器,均由徐悲鸿、齐白石、梁思成等宗师级的人物亲临指导把关;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里还有民国“珠山八友”中的刘雨岑及其“八友”的后代和传人:王锡良、汪桂英、刘平、王怀俊、徐亚风、胡庐、周国桢、张松茂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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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一些专家评说,“‘建国瓷’的工艺水平不亚于任何一个时代。” 而 “文革瓷”,在中国2000 多年制瓷史上独立成章、自成体系,表现出强烈、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一切要为现实服务的浓厚政治色彩,与“文革”一样是史无前例的。在制作工艺、图案造型、题款铭文等方面,“文革瓷”与历代瓷器存在着较大区别。其特点是胎瓷厚,具有时代色彩浓厚、品种造型多样、制作工艺精良等特点。尤其是当年由轻工部陶研所出品的毛主席专用瓷(7501),被称为“红色官窑瓷”,因其工艺水平极高,存世量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