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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青花瓷器为什么会突然一夜跑火.曾经有不少古玩行和经济界人士都提过类似的问题，但似乎无人给出答案。记者以为，就像没有人亲眼看见花蕾是怎样突然变成花朵一样，有许多事情往往由于在进程中的量变缓慢而无法凸现其质变的瞬间。
对于国人来说，元青花一直是个陌生、别扭的外来名词，直到今天，各种汉语词典上仍旧找不到它的踪影，这是因为它的命名者原本就是两个外国人。
民国初年，有人拿了一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到北京琉璃厂叫卖，一连到了好几家陶瓷店，见多识广的老板和伙计们一看：这对玩意儿非唐非宋、不明不清，尽管器身上写有元朝的年号，那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便三下五除二，把卖货的乡下人轰出了琉璃厂。
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事儿有何等的荒唐，可在当时，却也怨不得琉璃厂的老少爷儿们。长期以来，国人有着极强的正统观念，素来将元朝的统治视为汉人的奇耻大辱，因此“恨物及物”，没人把元代的古董放在眼里。再加上元朝世道短，从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定国号算到明太祖朱元璋1368年坐上大明朝金銮宝殿，短短不足百年，更何况能真正称得上“元青花”的瓷器，还得从朝廷在江西景德镇成立“浮粱瓷局”后算起。时间短，自然存世量就少，存世量一少，也就没多少人能认得了它们。
再说那个卖古董的乡下人被逐出琉璃厂后，在前门大街碰上一位身着军服的英国军官，那人是个古董收藏迷，见到这一对青花瓷瓶便爱不释手，提出要把它们买下来。那个乡下人刚刚在琉璃厂吃过闭门羹，一肚子沮丧，好不容易碰上一位识货的人，再加上对方又是一位有身份的外国军官，他哪敢多要价，两个银元就把那对青花象耳瓶给卖了。
两年后，那位英国军官退役，带着这两只青花象耳瓶漂洋过海回到了英国，把它们作为一般的中国古董赠送给戴维德基金会东方艺术博物馆收藏。
事有凑巧。1929年，大英博物馆的中国古陶瓷学者霍布逊到戴维德基金会东方艺术博物馆参观，一眼就发现了这一对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并留意了瓷器上面写有明确的纪年——“至正十一年”。除此之外，这个懂得汉语、熟知中国陶瓷史的英国学者，还在瓷瓶的另一面读到了写有60个汉字的铭文，铭文明确记载了这件瓷器的时代信息。霍布逊教授眼前一亮，激动地告诉助手：“这是两件伟大的作品，由于它们的出现，一段中国陶瓷史将由我——一个外国人来改写!”。同年，霍布逊发表了《明以前的青花瓷》，热情洋溢地向全世界介绍了这对中国元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打破了中国国内的学者长期以来认为元代陶瓷无精品的结论，揭开了元青花研究的序幕，为中国陶瓷史填补了一项重要的空白。
霍布逊教授对元代青花瓷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后，受到了全世界同行的关注，但是在元青花的故乡中国却受到了令人尴尬的冷落与漠视。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动乱、文化窒息，没有人有兴趣、有条件去做这方面的研究，加上古董藏家主要是那些对元朝素存敌意的清朝遗老遗少，他们从心理上就排斥元代器物，谁还会掏钱去买它.推荐关注公众号：收藏内参。没有买家，就算元青花貌若天仙，自然也难以吊起唯利是图的古董商们的胃口。中国人对元青花置若罔闻的态度，被一些外国学者理解为是对霍布逊理论的否定。于是，元青花第一次浪潮迅速溃退，终成昙花一现。
二十几年眨眼过去了，霍布逊教授连带他的义子“元青花”渐渐被人遗忘。1952年深秋，仁慈的上帝又一次用悲悯的阳光照亮了那些元朝人的“弃儿”。这一天，土耳其国家博物馆接待了一位外国同行——美国佛利尔艺术馆的中国古陶瓷学者约翰·波普博士。当馆长得知对方专为考察中国陶瓷而来，不禁感叹：“怎么来的是你，而不是中国人.” 约翰·波普博士幽默作答：“上帝说，人类的精神财富本该共享!”次日，约翰·波普博士在同行们的陪同下进入托普卡比宫博物馆。
托普卡比宫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的欧洲部分，占地约70万平方米，宫墙高大庄严、气势恢宏，置身其中，很容易让人感受到曾于中世纪时期叱咤欧亚非大陆之间的奥斯曼帝国的雄风。无情的历史极少眷顾没落的辉煌，但现代人的想象却往往会驻足于凝固的文明之上。这就是今日之托普卡拉比宫的魅力所在，因为它不仅完整地保留了奥斯曼帝国的金属外壳，更重要的是它还用世界各国缤纷的古代文明填充了它那早已空空如也的腔肠。其中，最令世人注目的是10000余件来自中国的瓷器珍品，这些瓷器囊括了从公元13世纪——20世纪的中国瓷艺精华，特别是一些存世稀少、堪称孤品绝笔的大器，更让全世界大批热爱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学者与藏家趋之若鹜、纷至沓来。约翰·波普博士就是其中的一员。
约翰·波普博士在中国展品厅逐件观看，不时请求陪同的主人允许他将展品取出观察。当主人将一只体积硕大的青花葫芦瓶小心翼翼地取放到桌上时，博士轻轻发出一声赞叹：“上帝啊!”
这只青花葫芦瓶高60.5厘米，外形八方，上下又分成八个层次，画有八种花卉、八种水果、八种昆虫以及八种象征吉祥的纹饰。身为中国古陶瓷学者的约翰·波普博士曾在世界各地考察中国古代陶瓷，体积如此之大、造型如此之美、发色如此之艳、画工如此之精的青花瓷，他还是第一次看见。记者在他后来的文章中读到这样的描述：“……那一刻，我的心在不住地颤抖，我不敢相信那一件件如蓝天白云般的瓷器全部都是出自古代中国人之手，因为我以为只有万能的上帝之手才能创造出如此气势恢宏、美妙绝伦的陶瓷作品!”
约翰·波普博士此次考察的成果是划时代的，他以英国人霍布逊发现的那一对颈部刻有铭文的中国元代青花瓶为母本，用敏锐而精致的艺术眼光，从土耳其托普卡普·撒莱博物馆藏的10000多件中国瓷器中挑选出数十件造型与纹饰相似，在胎土、施釉、青花料、绘画技巧等方面具有共同特点的青花瓷，反复比照研究，确定以霍布逊公布的象耳瓶上的纪年为名，将这一类瓷器命名为中国“至正型”青花瓷，并先后据此写下了两本著作——《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普托普卡比所藏一组中国瓷器》、《阿德比尔寺收藏的中国瓷器》。这两本书与霍布逊博士的著作一样，先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瓷学界，开创了系统性研究元青花之先河。
令人遗憾的是：命途多舛的元青花，似乎命中注定只能用一种非艺术的形式来向世人炫耀它那非凡的艺术生命。约翰·波普博士对中国元代青花瓷的热忱，仍然没能唤起新中国陶瓷界的专家学者们对这个元朝“弃儿”的眷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内业界或是不承认元代有青花，或曰“不值钱”、“太粗糙!”对外国学者的研究著作嗤之以鼻、无人问津，致使元青花认祖归宗之路再一次半途夭折。
又是几十年过去了，直到上个世纪中期以后，两位洋教授关于元青花的理论才姗姗来迟地被国际市场所印证，随着元青花瓷器在国际拍卖市场上的价格节节攀升，中国的藏家和专家才把目光慢慢移了过来，渐渐发现这个美妙的金娃娃果然真是元朝“弃儿”，与自己有着扯不断的骨肉深情，特别是后来天价元青花的出现，更让大家争先恐后地把热情投向那些个从“弃儿”变成“宠儿”的蓝白色尤物。这等背景，如果元青花会说话，只怕也要感叹一声：“人情冷暖，世道炎凉!”
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元青花跑火了，终归是值得高兴的事，它不但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文物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上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由此而引发了对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的元代青花瓷的探讨与研究。对此追宗朔源，留存在我们记忆里的当然不应该只有那个把“鬼谷子下山”的天价故事带进欧洲的老哈恩男爵和那个揣着中国宝葫芦做金钱梦的老屠夫，我们更应当感谢霍布逊教授和约翰·波普博士，是他们将“元青花”从含混不清的“明清瓷”的概念中剥离出来、单立门户，若没有他们，带着浓郁异族色彩的“元青花”，至今也许还不一定能在中国陶瓷史上独立成篇，占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