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先做人，再做学问

他出身书香名门，自学而成一代宗师。其茹古涵今之学，上及夏商，下至明清，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书画金石，无一不精。其贯通中西之学，则甲骨敦煌，梵文巴利，希腊楔形，楚汉简帛无一不晓。人谓“业精六学，才备九能，已臻化境”。

钱钟书说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说他是心目中的大师，法国汉学家说他是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当代最伟大的汉学家，一代通儒。在香港，有很多人习惯将饶宗颐先生和他的另一位潮州老乡李嘉诚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要说挣钱，没有几个人能比得过李嘉诚，可要说读书，没有几个人能读得过饶宗颐。

今天，在介绍饶宗颐先生的各类文章中，大多以这样的话作为开头：“从古到今兼擅诗、书、画者，为数众多。然而能够在文学、史学、哲学、宗教、诗词、书画等方面都开创一时风气者，屈指可数。于今时今日，当首推饶宗颐教授。饶宗颐治学领域甚广，从上古到明清，几乎每个朝代他都有所涉猎。除中国本土之外，他还兼治印度文字、西亚史诗、东南亚史等各国文化。他学艺双携，精通古琴，善于诗赋，书画作品更是自成一家。诸多成就让他成为香港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瑰宝”。

饶宗颐对这些评价有着自己的看法：“我不敢说自己的价值有多大，但有些人提到香港时，认为这里是喧嚣闹市，是文化沙漠，这是在挖苦香港啊。这么灿烂的香港，文化意义也是很广大的”。

饶宗颐对香港有着深厚的感情。这里在半个多世纪前曾经庇佑他，使他得以远离战乱和时代的变局，获得了相对自由的治学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是香港成就了现在的饶宗颐。

饶宗颐与香港结缘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当时20岁出头的他，已经被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而由于日军的侵犯，在沦陷区的中山大学被迫迁往云南，饶宗颐本打算绕道香港进入云南，不曾想途中大病一场，不得已滞留在香港。

而饶宗颐后来说那场大病是自己一生中唯一一场大病，冥冥之中，他与香港结下缘分，命运自此发生转折。三四十年代的香港，文化空前繁荣。大批内地文化和民主人士在香港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在这里，饶宗颐结识了后来对他影响深远的学者王云五和叶恭绰，从而一头扎进了国学研究的大门。

其中的叶恭绰曾任民国交通部长，建国后担任中国画院院长和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酷爱收藏古籍和文物。当时他找到饶宗颐作助理，并让饶宗颐帮他编写《全清词钞》，这对饶宗颐后来的学术道路起了很大的助益。

在香港的生活很艰苦，“但我有兄弟帮忙，住在人家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小房间，但是那里面天地很大，我个人做什么研究都空间很大”。

香港大屿山上，饶宗颐所写的《心经》

如果你现在来到香港大屿山，会发现那里有38株巨木，上面镌刻着巨大的《心经》全文，这是饶宗颐2002年所作。《心经》的意蕴之一便是“心无挂碍”，多年之后，饶宗颐回想起初到香港的那段日子，认为正是从那时起，他开始体悟到什么是“心无挂碍”。

其实说起来，饶宗颐从小就有不同于一般少年的性格。他不怕孤独，有自己的天地，16岁那年就因为考据文章而震惊学界。这一切都与他深厚的家学渊源密切相关。

1917年8月9日，饶宗颐出生在广东省潮安县城的一个大富之家，母亲在他两岁时因病去世。饶宗颐的祖父是办钱庄的，到他父亲这一辈不善经营，因为他的父亲饶锷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大学者，太过好文，把祖上积累的很多家财都变成了收藏。

饶宗颐的父亲建了潮州最大的私人藏书楼——天啸楼。这不仅是潮州，在当时的粤东地区都是最大的藏书楼。受父亲影响，饶宗颐时常浸泡在此，读书玩耍之间，文史典籍早已烂熟于胸。

家学渊源和富裕的家庭条件，使饶宗颐从小便拥有了大多数人望尘莫及的学习条件。“我的父亲写过一本书叫《佛国记疏证》，因为我父亲也通佛学，那时候我帮他抄很多东西，我的方法很多也从我父亲那来的。我现在还能背《佛国记》前面那几句话，开头就是：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

饶宗颐说：“家学是做学问的方便法门。要做成学问，就要让小孩心里天地宽广，营造自己的世界，同时要注意引导他们少走弯路”。

但在那个年代，虽然早早接触经史子集，但饶宗颐感觉学校的教育并不适合自己，他宁愿独自一人躲进天啸楼里自学。现在，我们很难想象，这位后来学富五车的一代通儒，是一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少年。

我这个人很孤独，因为我自己就有我自己的天地，一早就是这样子，我不感觉孤独很奇怪，我认为没有孤独不能做学问。虽然当时社会上有学校，但我认为那是一个普通的学校，觉得他们很肤浅的。

许多年后，饶宗颐认为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上大学。因为他说上大学能够学到的，可能是一个或两个门类，但是父亲给他打开的那个天空，是一个“无科不修”的世界。

循着这种中国传统做学问的方法，饶宗颐的知识体系是文史哲相通的，在这种“立体做学问，环形做学问”的基础上，他只需要在后面把当时培养的这种格局再扩大或者再挖深。

饶宗颐的父亲饶锷曾经想著一部《潮州艺文志》，但壮志未酬，便撒手西归。饶宗颐继承父志，18岁时便完成此著作，使当时不少潮州学人深为佩服。但饶宗颐没有继承家族经营财富的头脑，曾经的潮州首富在他这一代家道中落，天啸楼的藏书也在战乱中流散殆尽。

因为《潮州艺文志》的成功，只有20岁出头的饶宗颐得以破格被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战祸一起，他来到了这一生与之结缘的香港。如果说，完成《潮州艺文志》时的饶宗颐只是个有志于乡邦文献的才子。那么，随后遇见王云五和叶恭绰，才使他的视野真正打开，正式步入国学研究的大门。几年后，饶宗颐的成名作《楚辞地理考》著成，这部著作提出了许多与楚辞学大师钱穆不同的学术意见，形成了楚辞学领域学术争论的新气象。

当时51岁的钱穆先生已是学界名家，而饶宗颐那一年只有29岁。从1952年开始，饶宗颐开始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主讲诗经、楚辞、诗赋等。这一时期，饶宗颐对敦煌学、甲骨学用力最勤。与当时很多大陆学者相比，身处香港的饶宗颐，不仅没有受到战乱等政治因素的影响，甚至还可以接触到海外的汉学研究。

1954年夏天，饶宗颐到日本讲授甲骨文，并在京都大学担任研究员，在那里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在京都大学，饶宗颐仔细检视这些来自中国的甲骨文龟片，这是一个巨大而艰苦的工程，后来他在法国、意大利等地，陆续寻找流失到海外的甲骨文并加以研究。1959年，饶宗颐终于出版巨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这部书以占卜人物为纲，将占卜的大事融会贯通，全面展现了殷代历史的面貌。

此书一经出版，在中外学术界影响巨大。1962年，法国法兰西汉学院将“儒莲汉学奖”颁给了饶宗颐，这个奖项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由此，饶宗颐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并称为“甲骨五堂”。

虽然彼时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对“甲骨文”重视不够，但这并没有影响饶宗颐，生性淡泊、享受孤独的性格让他习惯做自己的研究。饶宗颐后来又多次到京都研究甲骨文，就寄住在城市近郊的寺庙里，那里有他的天地。

中国学界曾有“北钱南饶”的说法，“钱”指钱钟书，“饶”即饶宗颐，二者学贯中西。但在三四十年前，当饶宗颐频繁参加国际间学术交流的时候，钱钟书却在干校从事劳动。文革中大陆的学者们停滞不前，饶宗颐却正在满世界留下自己的脚印。

在获得“儒莲奖”之后，饶宗颐并没有停下自己学术探索的脚步，“新问题都是我的乐趣，求知欲彻底征服了我”。饶宗颐接下来学习梵文，到印度钻研佛经，从而具备了精深的佛学修养。

而说起饶宗颐学习梵文，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当时他在香港大学教书。有一天，一个北大的学生去找他，请教他中文问题。饶宗颐便提出和他交换，跟着他学习梵文，这位北大学生就是印度驻港领事馆的一等秘书白春晖，后来他在尼赫鲁访华时担任印方翻译，是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与此同时，饶宗颐与法国汉学研究者的交往加深，看到当时中国的敦煌学已经落后于外国，他暗下决心，要为国人争一口气。

1978年前后，饶宗颐独立出版了《敦煌白画》一书，之前研究敦煌画的人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敦煌壁画和绢花上，而这本书专门研究散落在敦煌写卷中的白描画稿，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的一项空白。

饶宗颐先生与季羡林先生

身处香港的饶宗颐，综合了极高的禀赋、极度的刻苦和令人羡慕的自由，最终创造了震动学界的传奇。

60岁以后，饶宗颐开始学习有天书之称的希腊楔形文字，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有问题的，我这个人不怕难的，我专门学那最难的东西”。

如果说学术只是饶宗颐一生成就双臂中的一半，另一半便是他的艺术成就。这也是当后人把饶宗颐与王国维及陈寅恪相比时，很多人觉得并不公平的原因。

因为虽然三人在学术上成就斐然，但王国维和陈寅恪都没有饶宗颐在艺术上的成就。随着时间的洗练，饶宗颐的艺术成就显得愈发精深。

2003年，饶宗颐捐出自己大部分的藏书，在香港大学建成饶宗颐学术馆，这里挂满了他的各类书法和绘画作品。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磨炼，技法、性情、人生观早已圆融呈现于他的作品中，已臻化境。

中国当代著名书法家、漫画家、美术史家黄苗子先生和饶先生有着很深的友情。虽然年长饶先生几岁，但是“我只是会吃饭，别的不懂。他老人家呀，那学问可以说没有止境”，黄苗子在一次会面中这样说。

香港饶宗颐学术馆前”慈悲喜舍“四个字

在香港的饶宗颐学术馆门前，矗立四个大字：慈悲喜舍。这里蕴含着学术之外，饶宗颐对于人间的关照和悲悯。

“英国的汤恩比博士曾说，拯救21世纪人类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我是同意他的这句话的。”饶宗颐说：“作为一个英国人，汤恩比这样讲话，是比较公平、公正的。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特别具有包容的精神，能够主动吸纳不同文明的优秀成果。”

在一次谈话中，饶宗颐透露出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悲观：“人类自己制造各种仇恨，制造恐怖，追求各种东西，变成物质的俘虏，掠夺地球资源不够，还要到火星去，最终是自己毁灭自己…大自然正在惩罚人类破坏所造成的恶果。”

如果说季羡林曾倡导“天人合一”，那饶宗颐则更进一步，提出“天人互益”的概念，讲求“一切事业，要从益人而不是损人的原则出发和归宿。”这样做，或许可以达到像苏轼所说的“天人争挽留”的境界，“这个努力的方向，才是人间正道”。

饶宗颐有两句话流传很广：“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在他看来：“不磨就不朽，古人所追求的不朽指的是立功、立德、立名”;而“中流自在心”说的便是佛教里面的“我有自在”，“用现在的话讲，可以说是独立的精神。先做人，先立德、立品，再做学问，再做艺术，因为做学问同做艺术都是苦修，要耐苦，不怕苦，这样子才能修得静”。

饶宗颐曾经自己发明了一套“饶功”，这是一种瑜伽。“当我闭眼的时候，我就让自己的思想任意翱翔，可以想到几万年、几千里之外，此时我同天地融为一体，我已敲开了庄子的门”。

可能正是因为对老庄和佛学的参悟，让饶宗颐对生死有超拔的理解。在那个真正超脱的境界，或许就像陶渊明说的“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一样，这是一种对死亡最积极、最永恒的理解。

泰山其颓，哲人其萎，饶公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