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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之一：“ 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
在此之前，武汉美术馆两大跨年油画展之一于12月28日盛大开幕，本次主题为“写生二十年“。开展以来备受市民追捧与喜爱。此展聚焦属于“二月写生”艺术家群体二十年如一日对于写实油画的追求。 “二月写生”缘起于每年春节的朋友聚会，却渐渐的演变成了美术界里一个定期的活动，前十年写生的地点不断变化，后十年艺术家们都一起在冷军的画室(原李维诺夫公馆)里画画。这个持续了这么多年的传统不仅使分散各地友人重新相聚在一起，它还给了艺术家们一个场所去“切磋”想法，更重要的是正是这些年的坚持让这项活动有了强大的影响力，给武汉这座城市增添了丰富的文化记忆。 “写生二十年"展览既是一个事件发展脉络的记录，毫无疑问的也成为武汉这座城市的一个独特社会文化现象及记忆。在这里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本次参展艺术家之一郭润文。
郭润文的参展作品展示图
郭润文的参展作品展示图
艺术家简介
郭润文 生于1955年，籍贯浙江。 1982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获学士学位。 1988年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助教班。 现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造型学院院长，中国油画学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油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 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美展评委。
《黑眼睛》布面油画 63cm×49cm 2017年
二月写生 1995年，我从广州回武汉过年，与冷军等朋友一起相聚，觥筹交错之后，大家尽显失落，总感觉缺了点什么，“过年在一起总是吃吃喝喝，觉得浪费时间”，冷军不禁说起来，我们也深表认同，大家商量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从那时开始，我们这一帮老朋友就在春节期间写生画画，自得其乐，情感交流与绘画创作都未丢下，如此写生聚会竟持续了二十多年，形成了传统，从未间断。 二月写生，最初是几位投缘的画家朋友聚在一起写生，实际只是朋友聚会的一种形式，这个活动持续至今，已经在美术界或社会上造成了影响力。然而，于我来讲，也就是一份情节。 二十年前的城市没有现今的嘈杂与喧嚣，人们安详而淡然地生活着，陈旧却整洁的街道，温情而悠然的小巷，小巷尽头的红砖房屋。那时的朱晓果家是我们常年春节聚会的地点。我们一群人涌入他家，一起做饭，一起谈天说地，这样的镜头在昏黄的灯光下格外温馨，每个人在酒精的燥热之后脸庞泛起微红的光，额头与鼻尖上的高光不断在空气中跳跃……
对于理想，人们都会觉得高深或遥远，其实，如果从你感兴趣的事情做起，你就会慢慢接近理想。当年，我们只是一群热爱画画的青年，利用春节聚会的时机来做点事情，由此发生、发展。当年的写生也不是一成不变，也经历了很多波折，最初大家就是出外踏青，我们有一个朋友谭晓辉，一个收藏家，热情好客，因为他有车，他便经常开车带我们去玩耍，武汉周边的农村，如黄陂、通山等地方，我们都去过。慢慢地，大家在野玩的基础上偶尔带上工具，画画风景写生，后来由于天气原因，从1997年，慢慢就固定下来在室内画人物写生，一直持续至今。
那些年我们画过很多不同职业的模特，画过空姐，画过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画过演员、银行的职员等。我们对模特的选择标准，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漂亮，而是要符合或接近我们的审美品味。
最初，我们对服饰也没有过多要求，你穿什么来，我们就画什么着装，慢慢挑剔起来，才逐渐形成了现在成熟的想法，对模特、服饰等有了我们自己的要求。 对于模特形象的描绘，也是一个变化、学习的过程。前十年基本是针对模特本人的气质进行表述，她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是学生或者职员，她的穿着肯定符合本身的职业要求，后十年就有了比较严格的要求，带有了一定的主题性。写生既要再现，更要表现，表现不是从你落笔的一刻起，而是从你摆模特的那一刻就已开始。每一次对于模特动作、服饰或配景的思考，都考验着画家的审美情趣。有的画家喜欢描绘本质的形象，我更喜欢将模特形象进行改造，通过动态、服装、发式与配景等，以期达成或接近心中理想的标准。 前十年写生地点变换了很多地方，有冷军文联的画室、画院的画室，也有他的私宅。
从2007年到现在刚好十年，我们就一直在这座老建筑里画画，地点不曾变换过。这座建筑于1902年由俄罗斯茶商李凡诺夫修建，它具有浓郁的俄罗斯建筑风格特色，冷军把这里租下来之后，依据异域情调重新进行了装修，陆续购置了许多国外精美的雕塑，并添加古典家具以及其他配景，使整个环境呈现出一种古典怀旧的艺术氛围。
所以，写生二十年，最重要的时间是在后十年，前十年还处在一种比较松散的状态，后十年就相当严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我们的写生之所以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与我们二十年来的坚持分不开，也与各种力量参与进来分不开。其中一个有心者叫鲁静，他是武汉荣宝斋的老板，他组织了多次活动，其中就有三次国外的活动，两次是写生，一次是展览。两次国外写生，一次在俄罗斯，那是2007年，我们这批人，加上其他几个人，到俄罗斯画了20多天，风景写生和人物写生交替进行，回来以后举办了一个展览，出过一本书;另一次是去年在法国的写生，我们到法国画了20多天的画，在武汉举办了一个展览。一次国外的展览是2013年，地点在意大利维多利奥美术馆，维多利奥美术馆在国际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它位于意大利的罗马，我、冷军、朱晓果、刘昕、庞茂琨、徐芒耀、王心耀、忻东旺、马林、陈子君、罗敏都参加了，总共加起来大概有五六十张画，取得了非常好的展览效果。
其实，这个活动是通过多方面的人一起来共同参与，才使得它变得有意义起来。对于艺术活动本身，我们普通的画家可能没有太多的察觉，它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影响，慢慢就广泛传播开来。现在每年都有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慕名前来看我们画画，似乎感觉这帮艺术家很幸福，也许，他们心目中理想的艺术家就是这样的生活。
我们在一起画画的感觉很惬意，所以才能坚持20年。
我们这个活动有很强的正面文化传播的性质，它把过去艺术家完全独立的状态解放出来，以往的艺术家大多数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画画，没有参与这样的群体活动，如今，我们却给很多人制造了一个艺术的环境，使他们在生活中得到了一种新的艺术体验。
写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如同儿时的情节，回到最初的原点，每一年的“二月写生”如同自己又回到原点。
虽然，我们的写生活动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文化现象，但于我们心中，我们依旧只是做着我们喜欢而愿意去做的事情，这就够了。
我们可以把这种很特殊的一个群体现象当成艺术事件来传播，一个艺术家的艺术活动也可以传播，当然不是一次，它是20年，等于是20次，这样就有价值了，在全国没有过这种情况，它很接近于西方美术史上的印象派、巴比松画派那种形态，它们都是自发的群体活动，最后被美术史认定为一个学派、一个流派。
我们这个群体常被传媒叫做二月画会，我始终认为不甚妥当。二月画会这个名字当然很准，就是二月份画画，从直观的意义来讲没有错，但是如果把它形容成一个画会，就必须有很强的组织性在其中，我们只是聚在一起画画，传播我们对绘画的感觉，无意中对公众起到了一个美学上的普及。
辽宁美术出版社主动提出来，给我们这个活动做本画册，暂定的名字就叫《写生二十年》，我觉得这个名字甚好，它是一个事件发展的脉络，《写生二十年》很朴实，有一种安静低调的张力。
武汉美术馆也要做一个展览，也叫“写生二十年”。
“写生二十年”很好，事件和时间都齐备，很有说服力。
如同落叶一般，我们散落于不同的城市，每一年的二月我们又将重新相聚。
《李老头》布面油画 50cm×30cm 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