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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三
早在华夏的先秦时期，作为力量与吉瑞之象征的熊，即在史书中有所记载。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的著名类书《太平御览》卷五十，就曾引先秦古籍《山海经》所书“熊山有穴，恒处神人，夏启而冬闭。是穴若冬启夏闭，乃必有兵”之言。而宋元时期说话艺术的讲话资料，描写纣王太子殷交协助武王伐纣的故事《武王伐纣平话》(又名《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中，还说西伯侯姬昌夜中梦见一虎，肋中长有双翼来至殿下，周公解梦云“虎生双翼为飞熊”，必得贤人，后果得当时正在渭水之滨垂钓的“姜太公”姜尚。故后人以“飞熊”指君主得贤的征兆。而汉代人亦认为熊是居住于神山中的灵兽，具有沟通天地的能力。甚至后朝中，还表现熊具有驱魔辟邪等作用。
熊的艺术形象，最早可见于商代妇好墓出土的三只玉熊。熊类作品出现最丰富的时期则为汉代，其塑造材质、方法多种多样，且表现情态、方式亦极其精彩绝伦。如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1952年在安徽省合肥市汉墓中出土的一对鎏金熊形青铜镇(图1)。魏晋以前，古人于室内皆为席地而坐，同时起身落坐时为了避免席角折卷，就在其四隅压镇。而多被做成动物形的汉代青铜席镇，则有虎、豹、辟邪、羊、鹿、熊、龟、蛇等常见题材。它们构图紧凑，造型生动，件件堪称精巧的工艺品。且这一对鎏金熊形青铜镇，短耳竖起，双目前视，昂首张口，长嘴前伸;其前肢自然上举，后肢弯曲，把肥大体态之熊的造型处理得憨厚可爱而并不蠢笨。汉代工艺家颇善塑熊，将通高5.2厘米的这对熊镇放置于坐席四隅，就为汉代较单调的室内布置，增添了不少活泼、欢娱的气氛。
1976年在陕西兴平西吴乡北村出土的一件西汉陶熊(图2)，则采用了“因势象形”的抽象技法，简括、传神地表现了具有生命力的陶熊艺术形象，带有浓郁的汉代雕塑艺术特点。这件雕塑高16.7、宽10.1厘米，呈站立姿态的陶熊，头顶有一圆孔，躯干中空，应属于随葬的明器，为蜡烛插座之类的器物，现藏于茂陵博物馆。其整体造型简洁，细部少有表现，憨厚的神态为刻画重点，风格颇为朴实。尤其是它那张开的大嘴，像是一辈子没有吃饱似的，特别令人忍俊不止。且其气势粗朴雄浑，肢体、身躯浑然一体，细部略加刻画就现出形象的本质特征。同时陶熊未作一般的张牙舞爪之态，表现手法亦为象征主义，其刀法却单纯洗练，石纹简括无华，且熊的形象显得非常的沉稳有力。熊作为古代造型文物的主题，而广受人们的喜爱，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它为瑞祥之兽。这是台北故宫珍藏的一件清乾隆玉熊形尊(图3)，其瑞祥之气溢于言表。它高9.1、横长9.1、纵长6厘米，由白玉制成。其润泽通透，料性甚佳，包浆纯熟。形象拟人的熊尊呈坐姿，以立体圆雕技法雕出其圆浑健壮、肉丰骨劲的基本形态，全身线条流畅优美。鼓腹圆脑，双乳下垂，四肢粗壮，肩背丰隆，腰部略细。低颈颔首，圆眼微凸，炯炯有神，长嘴张口，露出的颗颗獠牙排列整齐，双耳竖起贴于身后之柱形圆筒，转折自然。左臂向左伸出，抬掌似为抵御何物，熊掌雕刻生动，肥厚圆硕，趾爪细节清晰;右臂弯曲上举，手托一个丰润圆球。左腿亦前伸，右腿蜷曲收拢于腹前，通体结构圆润，各个视角的线条均体现出拙笨质朴的美感。其颈背处突出一管，管背阴刻有三行“大清乾隆仿古”隶款。无怪乎乾隆爷对这“呆萌”的猛兽，竟然会爱不释手。
另外笔者还了解到，我国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认为熊是一种非常神圣的动物，且十分崇拜熊，甚至还流传着许多熊是人的祖先之传说。关于此类“熊出没”的文物，还有待人们去发掘、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