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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西安，唐朝的都城长安。曾经由皇城、宫城和外郭城组成，建有110坊2市1座武庙和1座孔庙。在如今西安的文昌门里，有一条古老的街道——三学街，由府学街、咸宁学街、长安学街三条街道组成的。在府学街与咸宁学街之间建有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迁建此地的孔庙，前身可追溯到唐代务本坊国子监太学。院中立有儒家经典唐《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
唐王朝建立之初，就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作为立国之本，儒家文化在国家政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助人伦，成教化”的道德观念通过立庙祭孔来实现。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六月戊戌，令国子学立周公庙、孔子庙，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依宋吕大防《长安城图》中所示国子监在长安城务本坊。贞观二年(628年)“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为国学，以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从而确立了孔庙的主导地位。现藏西安碑林的虞世南撰并书的《孔子庙堂之碑》记述了国子监设立孔子庙堂的史实，据此碑推断出国子监孔庙建于贞观三年(629年)至贞观七年(633年)。贞观四年(630年)“诏州、县学皆做孔子庙”，明确了“庙学合一”的制度。
唐长安城残图
唐 虞世南 孔子庙堂碑(宋刻)
《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
儒家经典唐《开成石经》刻制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共114石，228面，共计160卷，65万余字。内容包括《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毂梁传》以及《孝经》《论语》《尔雅》等十二种经书，加上所附《五经文字》和《九经字样》。据《旧唐书·郑覃传》载，太和四年(830年)四月，时任工部侍郎兼充翰林侍讲学士的郑覃，向文宗进言：“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此记载说明石经刻成就立于太学。另据《唐会要》载：太和七年(833年)“十二月，敕于国子监讲论堂两廊创立石壁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样四十卷”。《开成石经》刻成之后立于国子监讲论堂两廊。这里的“讲论堂”就位于国子监中文庙之西。
唐《开成石经》
唐天宝四年(744)，在国子祭酒李齐古主持下，将玄宗所注《孝经》及序文，由玄宗本人以隶书书写，刊勒上石，立于太学。内容为孔子与曾子论“孝治天下”的对话。因刻于四块青石合成的方柱形碑身，碑头为方形卷云浮雕，并置于三层方形石台之上，故称《石台孝经》碑。其与后来刻成的《开成石经》同立于国子监内，并一同进行了三次迁移。所以下文中将《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碑统称“唐石经”。
唐天宝四年(744)《石台孝经》碑
唐石经在三次搬迁中的位置关系
唐石经刊刻完成，已是晚唐。党朋之争，藩镇割据，使中央集权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社稷飘摇。天祐元年(904年)朱温胁迫唐昭宗迁都洛阳。长安居民随迁，宫殿和民居俱毁。京兆尹韩建缩建长安新城，弃外郭城和宫城，以原皇城城垣作为城界，缩建长安新城。原务本坊国子监孔庙所在地扩到城外，韩建及其后永平军节度使刘鄩先后将孔庙与唐石经迁置于“尚书省之西隅”。
据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碑所记：“旧在务本坊，自天祐中韩建筑新城，六经石本委弃于野。至朱梁时，刘鄩守长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请辇人城。鄩方备岐军之侵轶，谓此非急务。玉羽乃绐之日：一日虏兵临城，碎为矢石，亦足以助贼为虐。鄩然之，乃迁置于此，即尚书省之西隅也。”这说明旧在务本坊国子监内的唐石经，是朱梁时刘鄩在尹玉羽劝诱下迁入城内唐“尚书省之西隅”的。
北宋元祐五年《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碑(拓本)
刻立于北宋建隆三年(962年)的《重修文宣王庙记》碑称：“昔唐之季也，大盗寻戈，权臣窃命。地维纽绝，八銮迁胁于东周，天邑成墟，三辅悉奔于南雍。天祐甲子岁，太尉许国口公时为居守，才务葺修，遂移太学并石经于此。”从记中所知天祐元年(904年)，韩建将唐石经与太学一起迁移至文宣王庙内。这里的文宣王庙与唐“尚书省之西隅”为同一地。
宋建隆三年(962)《重修文宣王庙记》碑
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大宋永兴军新修玄圣文宣王庙大门记》碑，则说明了唐石经在文庙内的位置关系。“石壁外周，既异乎藏书之所，苔碑中立，又殊乎丽牲之具。”这里“石壁外周”是指《开成石经》，而“苔碑中立”则是指《石台孝经》。说明《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搬迁至文庙后的摆放位置，是《石台孝经》居中，《开成石经》围绕其周围放置。
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永兴军文宣王庙大门记》(拓本)
对唐石经的第二次迁置，开始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与王安石推动的“熙宁元丰兴学”运动有关。据金正隆二年(1157年)《京兆府重修府学记》碑碑文可知，元丰三年(1080年)吕大防将文庙由“尚书省之西隅”迁至“府城之坤维”，此次搬迁只涉及文庙，而未言及唐石经。
金正隆二年(1157)《京兆府重修府学记》碑
另根据元祐五年(1090年)《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碑中所记“地杂民居，其处洼下，霖潦中注，随立辄仆，埋没腐壤，岁久折缺，殆非所以尊经而重道” 可知，元祐二年(1087年)时任陕西转运副使的吕大忠，因石经所在唐“尚书省之西隅”地势低洼、水漫碑扑等原因，将唐石经“徙置于府学之北墉”。这里“府城之坤维”与“府学之北墉”所指为同一地，因“庙学合一”制度的影响，历来府学与文庙都是相随搬迁，故此次唐石经的迁移地仍为文庙。此碑还记录了唐石经迁至新址后，《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的位置关系。《开成石经》“分东西次比而陈列焉，明皇注孝经及建学碑则立之于中央，颜、褚、欧阳、徐、柳之书，下迨偏旁字源之类，则分布于庭之左右”。即《开成石经》是分东西两边依次陈列，“明皇注孝经”即《石台孝经》和“建学碑”立于两列《开成石经》的中间。
另外，此碑还对此地所藏唐石经的排置情况记有“门序旁启，双亭中峙，廊庑回环，不崇不卑，诚故都之壮观，翰墨之渊薮也”。碑文进一步说明了《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的位置关系。即《石台孝经》与《建学碑》均由碑亭护围，一前一后立于整个孔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同时，《开成石经》被置于回环的廊庑中，从三面环绕双亭。可以说，从元丰三年(1080年)至元祐二年(1087年)间对文庙、《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的搬迁，进一步明确了三者之间的依存关系，确立了《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的位置关系，奠定了后来再次迁移的格局样式。
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正值“崇宁兴学”之时，唐石经又进行了第三次迁移。据现藏碑林的金正隆二年(1157年)《京兆府重修府学记》碑所记：“京兆旧学，在府城之坤维，地非亢爽。前宋崇宁二年，命郡县建学，以宾兴贤能，府帅枢密直学士虞公策承命诣学，谓诸生日：鲁修泮宫，有思乐泮水，薄采其芹之颂，是知泮水以育人才也。今府城之东南隅，水易就下，地且文明，欲改卜其处可乎?诸生怡然日：诺。乃范湖州规制，经营建立，庙学之成，总五百楹，宏模廓度，伟冠一时。”这段记录将第三次搬迁的过程清晰说明了。崇宁二年(1103年)，京兆府枢密直学士虞策奉“兴学”之命而建庙学;又因“京兆旧学”所在地“府城之坤维”，地势条件不好，而将府学、文庙及石经一一迁建于“府城之东南隅”，即西安孔庙现址。此次搬迁完全按照元祐二年(1087年)吕大忠对文庙、《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所设计的空间关系来迁建的，即《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位于文庙的中轴线上，《石台孝经》居中，《开成石经》呈三面环绕之势，互为依存。
至此，历经三次搬迁，至崇宁二年(1103)虞策将府学、文庙、《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迁建于西安孔庙现址之后，历经金、元、明、清诸代，府学、文庙、《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便一直在现址未动，至今已915年。
《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孔庙的依存关系
综上所述，《开成石经》自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刻制完成，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国子监文庙西侧“讲论堂”两侧廊庑始，在后来的三次搬迁中，《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孔庙的依存关系始终没有改变。虽然在韩建、刘鄩与吕大防、吕大忠的搬迁过程，因为战乱或国力衰败等原因所致，是通过先后两次搬迁完成的，但是两次搬迁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就是要将《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孔庙集合于一地，而非分离。
此外，《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始终放置于孔庙之中，并且在移至“尚书省之西隅”文宣王庙后，《石台孝经》居中，《开成石经》与之所形成对称的围合之势就开始形成定制，始终未变。由此可见，无论《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孔庙经历几次搬迁，三者的这种依存关系从未改变，已经保持了1181年。若以天祐元年(904年)为参照，《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的位置关系至少保持了1114年了。这说明，历代保护者试图以《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这样的位置关系来向世人证明，二者在庙学文化中地位和在儒家思想中的核心价值是无可替代的。
《开成石经》与《石台孝经》、孔庙的依存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