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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买古字画，从不还价。
张伯驹收藏始于1926年前后，他偶然到琉璃厂游玩，看到一块康熙早年题写的“丛碧山房”匾额，匾额残破字迹缺损，但正中“康熙御笔”的朱文印完好，于是张伯驹当即买下，以为喜欢匾额中“丛碧”二字，从此自命“丛碧”为号，走上古字画收藏之路，成为“天下第一收藏家”。
《平复帖》是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所写的一封信札。
收藏家古训云“纸千年，绢八百”，意即纸张最久只可保存千年，而这卷法帖迄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国内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件名人纸本书法墨迹，是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山鼻祖”，历代都被奉为至宝，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长23.8厘米，宽20.5厘米，只有短短九行八十四字，而且至少有四字缺漏，虽不足一平尺，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印记，朱印累累，满纸生辉，被尊为“中华第一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为镇馆之宝。
《平复帖》本是陆机写给朋友的信件，信中谈到另一位友人的病情，有“彦先羸瘵，恐难平复”之句，故被后人尊为《平复帖》。
陆机《平复帖》，使用秃笔书写，笔法质朴老健，笔画盘丝屈铁，结体茂密自然，富有天趣，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后人赞其“秃笔蘸墨，抒发痛楚之情，其用墨确实是神乎其技，冠绝古今”。
在中国书法的演变过程中，《平复帖》有着重要的地位。中国书体的演变，大约经过篆书、隶书、章草、楷书、今草(楷书与今草处并列地位)、行书几个阶段，《平复帖》介于章草与今草之间，是两者过渡时期的典范之作。《平复帖》和《兰亭序》分别是楷书定形前草书与行书的代表作。《平复帖》的字是从隶书到草书演变过程中的一幅经典之作。既留有隶书的痕迹，又有些草书的味道。这种字体极少见到，又由于年代久远，除专家学者外，一般人很难识读。同时，此帖也是秃笔枯锋书法艺术中的杰作。
书法家启功下结论：“十年遍校流沙简，《 平复》 无惭署墨皇。”
据《宣和书谱》记载，《平复帖》作于晋武帝咸宁初年，即公元275年，比书圣王羲之《兰亭序》的书写时间早79年，王羲之的《兰亭序》真伪莫辨，《平复帖》毫无疑问是真迹，若与留传下来的《兰亭序》唐朝摹本相比，则早360年以上。其珍稀性无与伦比。正如明人董其昌题跋所云：“右军(王羲之)以前，元常(钟繇)以后，惟存此数行，为希代宝。”
该帖自问世，辗转流传至今，经历了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和民国。经王世襄老先生详尽考证，《平复帖》流传有绪，数次往返于民间与皇宫之间，每一时期收藏于何人之手都有确凿的证据，卷上钤的包括帝王在内的各朝代收藏鉴赏家的71方印记犹如一部收藏简史，殊为难得。
帖右侧前隔水黄绢的绢签上的痩金体“晋陆机平复帖”六个字是宋徽宗赵佶所题，盖有宣和诸玺，清朝时《平复帖》成为雍正孝圣宪皇后的嫁妆，孝圣宪皇后临死前，将其赏赐给其子成亲王，成亲王曾孙载治去世时，其诸子年龄皆小，恭亲王被指派为监护人。
据资料记载，大约在这个时候，恭亲王乘机将《平复帖》据为己有，后来就传给了他的孙子、道光皇帝曾孙溥儒。
大约1934年，在湖北一次赈灾书画展上，张伯驹第一次看到《平复帖》，
溥儒的朋友、著名书法家、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长的傅增湘在《平复帖》长跋中称：“自六朝以来，传世绝罕，二千年来孤行天壤间，此洵旷代之奇珍，非仅墨林之瑰宝也”。
张伯驹一眼认定：无论从《平复帖》作者陆机这位文学家的作品和书法成就来说，还是从史学和关于造纸、笔、墨等的考古学方面来说，它都是稀世之珍。(张伯驹《沧桑几度平复帖》)
1936年，身在上海的张伯驹得到消息，溥儒所藏唐代韩干的名画《照夜白图》被古董商买去，准备卖往国外。张伯驹大惊，赶忙给当时主政北平的宋哲元写信，希望制止国宝流出国内。但宋哲元接到信时，此画已被转卖到英国。
张伯驹担心国宝《平复帖》重蹈覆辙走上不归路，通过朋友与溥儒商量，表示自己愿意出价收藏。溥儒开出20万大洋的价码，张伯驹拿不出20万大洋，只好暂时放弃，但力劝溥儒不要成为罪人，让国宝流落异国。
张伯驹写道：“不过我也是备下一案，以免此件流出国外。”
1937年，张伯驹又拜请张大千从中斡旋，表示愿以6万大洋收藏《平复帖》，但溥儒仍执意要20万大洋，这事再次搁下。
这年春节前，溥儒母亲去世，需大笔现钱筹办丧事。正应邀在故宫博物院鉴定古代字画的张伯驹经傅增湘从中斡旋，双方商定了4万大洋的价码。
有一古董商欲将《平复帖》转手卖给日本人，毫不含糊接受溥儒20万大洋的价码。
众多晚清遗老也力劝溥儒丧事从简，不要转让《平复帖》。
危难之时，人品就显露出来了。
《平复帖》终于到了张伯驹手中。据说《平复帖》刚一落到张伯驹的手中，他随即将它供奉起来，顶礼膜拜。
张伯驹说“蛰居四年，深居简出，保护此帖，经过多少跋涉、离乱，我都如性命一样地宝藏此帖”。
日本人通过古董商找到张伯驹，愿意出30万大洋购买《平复帖》，遭到严厉拒绝。
张伯驹很快离开上海，取道江苏、河南，来到陕西西安，将年幼的女儿张传彩托给友人照管。然后返回北平，把古字画缝在棉被中，一路担惊受怕悄悄运送到西安。
对于看得比自己生命都重要的《平复帖》，张伯驹还有这样的事：
王世襄回忆：1947年，他在故宫博物馆任职，参与清理战时文物损失统计工作，与张伯驹结识。王世襄一直想通过国宝《平复帖》研究古代书画的质地、尺寸、装裱、引首、题签、本文、款识、印章、题跋、收藏印等，但想到《平复帖》太过珍贵煊赫，于是小心翼翼向张伯驹提出能否在张家看上一两次。
“没想到我一说，他就说‘你拿回家看去’，这下倒给我添了负担了”。
“到家之后，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床头，白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平复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门，回来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光线好而无日晒处，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洗净手，戴上白手套，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
“《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一时顿觉轻松愉快，如释重负。”
王世襄得以完成《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一文，刊登在1957年第1期《文物参考资料》上。
历代的包括帝王在内的大收藏家，都在平复帖上钤下了自己的印迹，只有张伯驹，仅留有一个京兆闲章而已。”
1956年初，张伯驹夫妇将陆机《平复帖》捐献给国家，堪称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