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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中旬，辽宁省博物馆向社会全面开馆，中国古代绘画、中国古代书法、中国古代缂丝刺绣三馆正式对外开放。“辽博”是中国收藏晋唐宋元书画数量最多、品质最精的博物馆之一，也是海内外清宫散佚书画重要收藏单位之一，这批书画大都来自溥仪离宫时淘选带出的珍品。消息一出，全国文物、书画、历史爱好者闻风而动，纷纷摩拳擦掌，“不是在辽博看展，就是在去辽博的路上”。三个开馆热展之中，各有一件宋徽宗赵佶的作品：分别是绘画展中的《瑞鹤图卷》、书法展中的草书《千字文》、缂丝展中的《木槿花卉图册页》。
道君皇帝可算是这次辽博展的头牌明星。
“天下一人”
读书时通史老师形容宋朝用了八个字：“积贫积弱、冗兵冗员”，现在不大提这些了，大家形容宋朝总爱引用陈寅恪“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说法。有人说古代美学到宋代达到最高，那么说宋代美学到了宋徽宗那里达到巅峰，也并不为夸张之论。站在当时人的角度，宋徽宗完全符合一个时代偶像的要求：优雅、博学、多思，具有艺术气质而非孔武有力。精致与文雅的“新潮流”，是有宋一代的“转向”，人们从追求武将“大丈夫”转变为崇拜文人“士大夫”。而这个时代转向的代表人物，宋徽宗当之无愧。尽管宋徽宗也有收复燕云十六州的雄心壮志，但相对于政治军事上的开拓，他更在意迈出以规范来定义“美”的步伐。
关于瓷，最有名的诗句来自宋徽宗对美的定义。“雨过天青云破处”是他做的一场梦，这诗或许是别人写的，但大量文献记载都把这句话送给了极大提高官窑青瓷标准和质量的宋徽宗，因为他追求极致美感的形象深入人心。探讨宋徽宗的日常生活，会被“兔毫连盏烹云液”的精美茶盏所吸引，会为“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淡月”的茶花而感叹。宋徽宗的专著《大观茶论》要求：茶盏尚青黑，有玉毫条达，用水需清轻甘洁。由此确立了品茶的最高表现形式，而突破了“饮”的界限。建立画院，以画取士，并亲自督导，第一次形成“院体”风格，张择端、李唐都是画院出身，然而题材、画法却是开放的，并没有局限，“笔墨天成、妙体众形”。他爱奇石、好古器、喜诗词、通音律……“文艺复兴”式的全才。在翰墨丹青上达到的高度，更是当得起“天下一人”。
瑞鹤图
《瑞鹤图》一般认为是宋徽宗存世绝少的“御笔”，是他31岁时的画作。此图绘的是北宋都城汴梁宣德门，城门上方彩云弥漫，十八只神态各异的丹顶鹤在宫阙上空盘旋，两只鹤立在殿脊的鸱吻之上，回首相望。宫阙周围的祥云皆用平涂渲染，烘托出仙鹤飞腾之势和曼妙体态。绘画写实，用色浓丽。
《瑞鹤图》
界画工整，屋脊工细不苟，时有云气涨漫，隐去部分楼层，避免了界画建筑过多的平列线条造成画面呆板，白鹤在黛青色的天空中翻飞，如片片云霞，显得格外鲜明，极富盘旋的动感，且多而不乱。画面后幅瘦金体的御制御书题记和诗，以及“天下一人”签押及御印，与画面相得益彰。从书法风格及款印可知此卷书画皆宋徽宗所作，徽宗书画多为代笔，此卷当是亲笔。从形制看此卷或为散佚的《宣和睿览册》之一。整幅画作氛围祥和吉庆，令观者感到雍容典雅之美。
草书千字文
草书《千字文》是宋徽宗40岁时的得意之作。明末清初学者孙承泽在《庚子销夏录》中指出：“徽宗千文，书法怀素。”当代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先生评价：“此卷草书怪怪奇奇，大大小小。有的如腾猿过树，逸虬得水;有的或连或绝，如花乱飞;有的若枯松之卧高岭，类巨石之偃鸿沟;有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此卷草书千字文，笔势奔放流畅，颇为壮观，堪为怀素、张旭之后又一神作。这卷翰墨飞舞的墨迹，书于一张整幅描金云龙笺纸上，通长三丈有余，这是中国古代最早、最长的无接缝宣纸，既是顶级书法巨作，纸张本身也是中国古代科技史的重要文物，精工笔墨，已臻化境。此卷用纸光滑，线条容易浮滑，但在用笔上能极尽奔放驰骋之致，功力相当了得。
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 (局部)
徽宗作楷书精工细琢，作行书不免气弱，惟作草书则疾徐缓冲，提按顿挫，轻重粗细，方折圆转，笔画之间交叉得极富韵致，自然又蕴音乐旋律。“使转”不违笔意，行笔飞动，一气呵成，达到了“纵心奔放”，所谓“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的艺术效果。
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 (局部)
木槿花卉图册页
北宋的宫廷书画缂丝多以赵佶的作品为粉本。这幅《木槿花卉图册页》以黄、绿色系为作品主调，缂织折枝木槿花，按照花叶生长的方向退晕缂织。花瓣与绿叶则采用合花线织出色阶的变化，花叶的勾勒线也是断断续续，表现出织者的独特创意。右上方缂织“御书”葫芦印，上有“天下一人”墨押，这些都说明其粉本为宋徽宗所画。
宋缂丝赵佶木槿花卉图册页
徽宗以花鸟画擅名后世，但遗迹可信的不多。日本井上氏藏有《桃鸠图》，浅野氏藏有《水仙鹑图》，金原省吾氏道：“图虽小幅，但有大天地……其沉静之色调，仿佛有早春未萌之心;精鉴之，又不失形之意味。盖细密之中，存非常之缓漫也。” 徽宗是个皇帝，又是个文人，艺术家，所以他的作品存有富贵气，同时又存有文人的士大夫气和画人的作家气。所谓“细密之中，存非常之缓漫”，就是在作家气中带有士大夫气，并表现帝王家闲暇优容的作风。这幅缂丝册页就很能看出这种气息，几枝花叶，足令观者徘徊不忍离去。
“后见之明”
长久以来，历史学家对徽宗朝的历史叙述大体围绕着传统“昏君奸臣”的“亡国叙事”：无论是徽宗对蔡京、童贯等人的恩宠，还是他对道教的笃信，抑或对蔡京等人提出的“丰亨豫大”太平盛景的深信不疑，更别说作为一国之君将过多精力投入绘画、音乐、园林等与治国无甚相干的艺术创作与欣赏中——这一切都成了他日后为北宋倾覆所担负的累累罪证，所谓“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对身处后世的人们来说，在已知北宋灭亡的前提下去看待宋徽宗，何尝不是戴上“后见之明”的有色眼镜呢?
前不久，美国汉学家伊沛霞(Patricia Ebrey)教授的《宋徽宗(Emperor Huizong)》汉译本出版，笔者第一时间买来通读一遍。阅读过程十分愉悦，收获很大。这是英文世界对这位中国皇帝撰写的首部完整传记，作者竭尽全力进入徽宗的世界，剖析他在具体情境中所做的选择。有意避开“亡国叙事”，力图矫正大众对徽宗“腐化、昏庸”的偏见。伊沛霞用“理解之同情”重塑了宋徽宗的形象，将其放回历史语境中，还原一个繁荣国度的君主不断追求卓越荣耀的雄心——尽管这份雄心以悲剧收场。
徽宗在即位早期竭力结束朝廷党争，随后将精力转到自己擅长的领域。他大大拓展了朝廷的慈善事业，建立官学、医院、孤儿院、乞丐墓地。作为艺术家，他身边围绕着杰出的诗人、画家、音乐家，他还修筑了壮丽的宫殿、寺观和庭园，后世几乎难以超越。他对道士青眼有加，为道经作注，还让臣民也接受并践行这种信仰，不过他对道教的虔诚最终偏离了儒学主流，削弱了他的治国能力。
徽宗不是完人，但也没有前人形容得那么不求上进，如果不是时运不济碰上乱世，他也许可以写写画画做个太太平平的好皇帝。用个流行词，历史实在是“吊诡”的，我们还是去用自己的眼睛去静静地欣赏这位“天纵将圣，艺极于神”的艺术家皇帝留下的作品吧，抱着理解同情之心，去直接感受九百年前的那份闲暇、优雅和雍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