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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张仃先生去法国为巴黎国际博览会设计中国馆的时候，专程拜访了毕加索，他给毕加索带了一件重要的礼物就是荣宝斋水色套印的《齐白石画集》。
李可染先生儿子李庚在80年代滞留巴黎时，发现了一本毕加索情人写的回忆录，其中就说到：“他(毕加索)在那段时间经常给来访的巴黎画家说起齐白石，说我们搞了近半个世纪的现代艺术，都没有齐白石来得纯粹，一个东方人站在了我们的前面!”
后来张大千在巴黎办画展邀请毕加索参加，毕加索给他看了他用毛笔临摹的齐白石作品，又问了一句：“你中国有齐白石这么好的画家，为什么还要来巴黎?”
1959年，张仃先生回忆在意大利的一个中国画展览上：“看齐白石作品的外国人包括很多画家被吸引了，并表示他们喜欢齐白石，尽管他们许多人对所画的寓意和内涵并不理解，甚至把秋荷当作了雨衣。但他们感受到了齐白石笔墨线条当中所蕴含的精神——一种刚健质朴、天真烂漫的形式美与自然美。”
20世纪早期，来到中国的有两位洋人极崇拜齐白石的艺术，一个是日本人须磨弥吉郎，一个是法国人克罗多。
1927年作为日本外交官的须磨弥吉郎向德国和美国的公使郑重推荐齐白石的画，并称齐白石是“中国的塞尚”。
也在这一年，与齐白石同在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书的法籍教师克罗多则迷恋并称赞齐白石是“最可钦佩的画家”，称他的作品精神“与近世艺术潮流殊为吻合”，称他是典型的“中国艺术界之创造者”。
我们姑且不论这些西方人的感慨和热评，单从我们的感受来看，齐白石的线形是有生命结构的，他用中国笔墨的工具保证了他对线条的最大敏感性——自由的形态，他又在金石书法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汉字营造的空间性。这都是在刻画物象背后完成的大量工作——对抽象概况能力的训练，因为他知道这是支撑他画面的“钢筋骨架”，他必须把线形和空间解决好!
当然，尽管没有出国去了解西方现代艺术是什么观念，印章也同样给他帮了大忙，印章中“计白当黑”的线性平面分割和流动气韵及大开大合的简洁性地章法营造，使他的绘画傲立于20世纪整个世界现代艺术之中而毫不逊色，当然，他也利用了一下他曾经做过雕花木匠的一些能力到印章里面：一刀刀的刻，从不磨蹭，稚拙而又大气的完成画面。他说：“世间事贵痛快，何况风雅事?”，这就是古法的精神“画画如作字法宜笔笔分明”(黄宾虹)。
他还有意识地关注画面的边角营造，弱化三维深度的空间，加强平面张力的视觉冲击力和一种不循规蹈矩的“纵横气”，中国汉字本身的形象性与抽象性在他印章中所体现出的强烈现代意识，足以震惊到了许多现代艺术家，所以毕加索喜欢也是正常的。
从开启新的艺术之门来讲，齐白石超越了吴昌硕。在21世纪的今天，齐白石作为世界级的巨匠已经毫无疑问，并且，我们学术界的普遍看法是：20世纪的西方有毕加索和马蒂斯，中国有齐白石和黄宾虹，两边谁也不逊色!
1943年法国留学归来的大翻译家傅雷也是曾著作过《世界美术二十讲》的美术史论家，他就曾说过，以他多年的看画水平来看，20世纪的中国画家，能够称得上大师级的人物，也只有“齐黄”二人。
当代的美术史论家陈传席先生又补充解释：黄宾虹代表了士人文化的高峰，齐白石代表了平民文化的高峰。
李可染先生则说，如果哪位中国画家能把黄宾虹的笔墨和齐白石的平面布局能力结合起来，必定是大师。当然，他也是向这个方向努力的。
中国文人画自宋元兴盛以来，笔墨自身的审美品格在晚清金石碑学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尤其在海派花鸟画领域，民间美术和金石笔法对文人画的介入使中国画呈现了一种崭新的面貌。
齐白石的绘画早期是在晚清“求真”、“务实”的科学氛围的影响下进入绘画领域的。民国时期则受到美术史论家陈师曾的赏识，认为他的绘画在学习了海派吴昌硕风格后，大俗大雅、大拙大巧、写实抽象，符合了“新文化运动下”中国画发展的现代特征。像梅兰芳、胡适、老舍等一大批文化人都喜欢他的艺术。新中国以后，毛泽东主席更喜欢他的画，认为他的作品代表了“人民的艺术”，有一种抗争的精神。所以后来他的作品又成为了新时代“大众的流行艺术”。
齐白石曾下苦工吸收了书画百家之长最终熔铸成功了自己的风格，他的画里有徐渭的恣肆、八大的简练、石涛的纵横、金农的古拙、赵之谦的冷艳、吴昌硕的雄浑，晚清的成果尽被他吸收融汇，并形成了“生活化”和“天真烂漫”的儿童风格，齐白石坚持用天真无邪的眼光看待世界，像孩子一样爱憎分明，即使表现愤怒，他的落款也是“人骂我我亦骂人”这样可爱的话! 齐白石还画过苍蝇、蚊子、老鼠，这些在别人看来是极其讨厌的东西，而齐白石却以一种儿童的心理来描绘它们，喜欢原始艺术的毕加索所以也会喜欢齐白石儿童风格中的粗线条和重色块。
今天，我们依然喜欢他的绘画，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画通俗易懂，其生活态度感动人，还因为他带着一双发现美的眼睛，鼓励我们不断地从平凡生活中寻找一种朴素而又伟大的东西——真诚，这依然是现代的。他反对矫揉造作的艺术，他认为美必须是“真诚”的、“自然”的，他把自己细微的生活体验和感悟都转化到艺术的创作中去了，也不画他不了解或没见过的东西，他说：“胸中山水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形似未真，何能传神?”(《齐白石自述》)艺术必须以生活为基础，不重生活写真，观察入微，仅靠模仿，如何感动自己、感动别人?从他身上，我们懂得了一个道理：画家先要完成表现生活化的“能品”，才能到达艺术的“妙品”、“神品”乃至“逸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