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西泠印社山川雨露图书室之前有一个“石交亭”，是由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叶为铭倡议于1912年构建而成，为西泠印社初创时期建筑之一。亭额为西泠印社第二届理事赖少其所题，寓意“结交金石”之意。
以石相交
与赖少其篆刻艺术相伴随的是其与诸多篆刻名家的金石之交，从其藏品中可窥一斑。在可查的赖少其收藏的161枚篆刻作品中，除14枚古代篆刻作品外，其余均为现当代印人的篆刻作品，包括齐白石、王个簃、陈子奋、方介堪、陈巨来、傅抱石、钱君匋、叶潞渊、唐云、黄养辉、张人希、谢梅奴、任书博，以及韩天衡、熊伯齐、吴子建、王镛、童衍方等，群星璀璨，可谓是新中国篆刻发展史的缩影。
傅抱石，赖少其印（朱文），年代不详，2.1×2.1×4.5cm，边款（拓片释文）：少其先生正刊，抱石。
其中有51枚是赖少其的常用印，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名章，赖少其用的最多的是方介堪和叶潞渊的篆刻作品；二是闲章，用于表达赖少其书画创作思想的，如齐白石的“兴之所至”、张人希的“铁铸江山图画里”、童衍方的“胸中丘壑”等；三是用于表示创作时间和斋号的，如张人希的“赖少其七十归故里”、钱君匋的“一木一石之斋”等。这些篆刻作品常见于赖少其的各类书画作品中，是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有画龙点睛之妙。这些藏品是赖少其与篆刻名家惺惺相惜、金石之交的历史见证，弥足珍贵。
从部分文献以及篆刻藏品边款所刻记的内容来判断，其藏品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友人赠送，如其收藏的齐白石的一方印“兴之所至”，边款有文“麟庐赠余此印，过合肥转贻老赖，老赖想能赏其妙也。甲辰年五月，唐云记”；二是赖少其嘱托，如“老赖属，潞渊刻”、“七十以后归故乡，少其句。属伯年刻之”、“少其老同志令制，即望指正，一九七六，天衡”等；三是印人主动为赖少其所作，如“少其先生正刊，抱石”、“介勘为少其同志作”、“君匋刻寄少其同志大教”、“潞渊为少其同志刻”、“甲子冬为少其大师刻，人希”等。
赖少其于1984年在给张人希的信中写到“你为余刻二印，都随余东游西荡，好像老友一般，今又接到二个印花，都很好，十分感（谢）之至。前年游武夷，至今印象极深，故作《武夷》一幅奉上，请雅教。拟请阁下再为余刻二印，朱文‘黄山客’印章、‘赖少其印’，为了便于携带，不宜过重”。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获得五个重要信息，一是藏品的存世状态并非“藏”，而是“随余东游西荡”，这里没有正襟危坐式的膜拜，而是挂在腰间，信手拈来式的体悟。二是赖少其极为欣赏印人的作品；三是其篆刻藏品来源于印人的赠送和自己的“求”。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在《砚史序》开篇便说：“天下事，爱之挚者，所爱必可致，求之诚者，所求必有成”。这不是单方面的“求”，而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反映赖少其与诸多印人在人品和艺品上是相互认可的，故而一方面勇于求印，一方面乐于赠印；四是赖少其也向印人赠送自己的书画作品，这不是等价交换，而是知己之间的交游往还和艺术互鉴；五是求印的目的是便于携带，随时钤印。寥寥百字足可见赖少其与篆刻名家心心相印的金石之交。
赖少其与篆刻名家不仅是在创作上能相互砥砺的道友，还是在收藏上能相互促进的藏友，也是工作上能相互配合的同事，更是生活上能相互扶持的朋友。如赖少其得黄宾虹的多次指点；与潘天寿、傅抱石、谢稚柳、王个簃、唐云等名家在上海共创新中国文化事业；与唐云合作办展、艺术互鉴、一起过年，共作《羊城八景图》，友谊长达40年；更是专程探望病中的方介堪等。
在与篆刻名家交游并收藏的过程中，赖少其从中汲取有益于自身创作的营养。其捉刀耕石的高峰期是在20世纪70年代，其时创作数百方篆刻作品，将其中的135方汇集自编《无逸室印存》，并用书法为每一方进行注释。其在一方六面印中刻记“聊逍遥以（兮）容与”、“老节手书”、“愚公移山”，足以说明其当时创作时的心理状态。纵观这册古典高雅的印谱，其白文多取法汉铸，章法平正方直，坚定沉着有将军气概，其元朱文线条圆劲流畅，转折处柔而不弱，风貌古奥不失典雅。
不难发现，赖少其的篆刻艺术成就既来源于对“徽派”、“皖派”、“浙派”、“邓派”等诸多流派的精研，汲取了丰厚的艺术营养，同时也是自身的用功之勤，更来源于与现当代印人的交往，特别是方介堪、来楚生、陈巨来、叶潞渊、唐云、张人希、方去疾等印人的篆刻思想与实践对其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赖少其还于1964年邀请白蕉、叶潞渊到合肥讲学，并成立安徽首个书法篆刻组织“安徽省金石书法研究会”。
在中国现当代篆刻史上，赖少其的篆刻艺术不是最星光熠熠的，但他与篆刻名家的金石之交却有着鲜明的典范意义：他们以艺术为桥梁，在收藏与创作的同时建立了深情厚谊；他们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展现了1949年以后一代印人不断进取，创新风格、反映新时代精神面貌的决心与努力。其功其法，其文其情，其意其境，值得后人研究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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