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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瓷器是承载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幸得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文化得以传播，中外文化得以交融，最好的体现便是中国的瓷器上出现了外国的章纹。
千年汉唐，丝路悠长
自汉代以来，中国瓷器都是领先世界的独特产品，也是古代西域各国渴望拥有的贸易商品。从长安到罗马中亚，再到里海的陆上贸易线路，以及经波斯湾到红海的海上贸易线路是当时的主要贸易通道。
中国瓷器不仅销往古代丝路沿线各国，还远销非洲与中东。在古代埃及的上京福斯塔特城、伊拉克的萨马拉，以及在波斯、日本等许多地方都出土了唐代中国陶瓷瓷片。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纷纷仿制中国瓷器。例如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伊朗产波斯三彩碗出土于伊朗尼沙布尔，便是公元10世纪时，伊朗工匠仿唐三彩的作品。
当时只有中国才能烧制瓷器，西域各国都把自己国家的器型、纹饰带到中国定做。例如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的“三彩象首杯”，就是典型的波斯样式中的“萨珊式”器型。波斯商人将萨珊王朝金银器、玻璃器皿带入中国进行贸易，当时的中国人因新奇甚为喜欢，于是，这种西域纹饰和器型在唐代中国陶瓷中也时常出现，成为中外文化融合的象征。
幽蓝神采，漫染丝路
及至宋代，由于与金、辽两国的战争，宋政府对外贸易重点转向海上。随后，成吉思汗的铁骑横跨欧亚大陆，中国元代陆地贸易重新成为主导，马可•波罗讲述的中国故事再度唤起西方人对中国的向往，对中国瓷器的热情。现藏于土耳其托布卡比宫的大量元青花瓷器，在东南亚各国、波斯湾和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出土的大量元青花瓷，以及意大利著名画家乔凡尼•贝里尼在1514年绘制的油画《诸神之宴》中，都将青花瓷作为了对神献祭的器皿，说明当年青花瓷贸易的盛景。
元青花瓷之“蓝”，是文化交流的结晶。其实，青花瓷中的白、蓝两色并非中国主流文化色彩：白色是伊斯兰文明中的主流色，蓝色则是两河流域贵族崇尚的色彩。同时，元青花中许多器型来自阿拉伯游牧民族，如扁壶、高足杯(碗)等，例如藏于伊朗国家博物馆的“青花凤凰瑞兽穿花纹四系扁方壶”，造型精美大方，纹饰绘画精致，青花色泽浓艳而明快。
在瓷器上讲故事，漂洋过海弘扬中国文化的传统，始于元代青花瓷。自此，瓷器作为文化载体所具有的文化传播力量愈发明显。例如，元青花瓷上就有“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现南京市博物馆藏)、昭君出塞图罐(现日本出光美术馆藏)、刘备三顾茅庐罐(英国裴格斯基金会藏)，还有元杂剧故事《青衫泪纹饰梅瓶》(现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明永乐年间，埃及、伊朗与中东、东非一带都曾有将金属器型拿到中国定制相同样式瓷器的记录。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青花瓷底座，其造型和装饰均仿制一件埃及马穆鲁克的黄铜底座，黄铜原件上刻着君王的名称和头衔，在瓷器上也有仿效。
牵星过洋，瓷耀中西
自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业已存在，《汉书•地理志》中就有记载，但在唐朝以前，中外贸易交流主要集中于陆路。海上丝路的繁荣起始于南宋，南宋政府甚至专门建立了市舶司来管理海上贸易。宋高宗赵构曾说：“市舶利最厚，若措置合怡，所得动以百万。”自明朝永乐年间起，郑和7次下西洋，极大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并提升了朝贡贸易量。洪武七年，明政府一次赠琉球国瓷器7万余件;洪武十六年，赐台城和真腊各1.9万件。
明代嘉靖年间，葡萄牙人到达中国南海，在没有得到贸易许可之时，便在景德镇定制家族纹章瓷。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定居澳门，正式与中国开展贸易。此后百余年里，在中国与葡萄牙、荷兰的贸易历史上，中国出口的青花瓷均以克拉克样式为主。
克拉克瓷因绘有大量中国传统纹饰和人物服装深受欧洲人喜爱，荷兰小镇代尔夫特更因仿制中国克拉克青花瓷闻名全欧。如今，在德国德累斯顿博物馆中，藏有数千件品质精美的中国青花、釉里红和五彩瓷，有些体型巨大，观之十分震撼。据说，为得到中国瓷器，普鲁士国王曾用180名龙骑士换取18件大花瓶，因此，这种高达1米多的康熙大花瓶，也被统称为“龙骑花瓶”(图②)。
由于中国瓷器十分珍贵，欧美各国王族平民均热衷于将自己家族的纹章绘于瓷器之上，200多年来，共有6000多个家族在中国定制了纹章瓷(图③)。在西方彩色纹章都已消失的今天，中国瓷器为欧美的古老家族保留下一份历史记忆。在家族记忆之外，中国瓷器也记录下欧洲的历史事件与城市景观，色泽历经百年不变，鲜活如昨。数百年变迁后，欧洲各国城市风貌发生很大变化，但中国瓷器上的绘画则保留了曾经的城市风貌，有古城大门，也有公园码头。
此外，由于欧洲人对中国瓷器和纹饰的喜爱，17、18世纪的欧洲各国曾刮起一阵“中国风”，当时欧洲人的室内装饰和餐饮习惯，乃至自然观、园林设计等都随之发生了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