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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这么远来看展却只看到了复制品，没看到真迹（原件）太遗憾了。”在一些博物馆的观众留言中，不乏这样的抱怨。
暑假，博物馆俨然成了家长和孩子们的“第二课堂”，人们在欣赏展品的同时也在学习知识、体验文化氛围。然而，出于各种原因，一些博物馆把重要文物用复制品代替陈列的现象也有很多，甚至出现了“纯复制品”的展览，让观众不必跋山涉水，在展厅内就可尽情欣赏难得一见的中国古代壁画、西方名画作品等艺术品的“高仿真品”。记者发现，这类展览也吸引了为数不少的观众。
那么，艺术复制品进入博物馆是否会有损博物馆展览本身的原真性、权威性和严肃性？如何看待艺术复制品越来越多登上博物馆的“大雅之堂”？记者展开了采访。
（左）钧窑国瓷-元·双耳连座瓶
再造规格：高约32cm，最大直径约13.5cm
原型：元代钧瓷的代表作品，北京新街口后桃园元代遗址出土，现珍藏于首都博物馆。
造型：瓶身通体施天蓝釉，间有紫色，蓝褐色斑斓，绚丽多彩，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瓶，下部为座。胎体厚重，口沿翻卷为曲线优美的花瓣形，长颈丰肩，颈部安摩羯形双耳，圆腹收胫，下联五孔座，腹部前后两面雕帖虎头铺首衔环，造型高大而不失灵巧，庄重而不是秀美。
（右）钧窑国瓷-元·双耳炉
再造规格：高约25.5cm，最大直径约23cm
原型：元代钧瓷之珍品，1970年在内蒙古出土，现存放内蒙古博物馆。
造型：香炉两侧各有一长方形直耳，颈部雕刻三只麒麟，口中衔环，栩栩如生，正面两只麒麟之间，阴刻铭文“己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炉底鼎力三兽足，气势浑厚。香炉通体施天青色釉料，釉层肥厚，烧制时纵横流于器表，造型美观大气，堪称钧窑瓷器中的精品。
陈列复制品通常是“无奈之举”
“观展氛围好，能学到不少知识，但美中不足的是这里的展品不少是复制品，还是觉得有些遗憾。”参观完北京市某家博物馆，外地游客周华（化名）向记者表示。
不仅如此，甚至有的展览干脆全部是复制品的陈列，还成了引发关注的文化现象。今年以来，“古代壁画暨流失海外珍贵壁画再现传播与展示”展览亮相中华世纪坛；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与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处联合呈现的全球艺术教育推广项目中国首站“达·芬奇的艺术：不可能的相遇”在央美美术馆展出。上述展览通过细致的临摹、高清晰度且等大的复制等方法，让观众得以接触到难得一见的中国古代壁画、西方名画作品。走访两个展览现场，有的观众坐在地上对着现场陈列的《朝元图》复制品细心临摹，有的观众愿意花几十元门票一睹达·芬奇画作的高仿品。可见这种呈现形式，似乎也能让不少观众愿意“买单”。
“博物馆陈列复制品的情况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文物出于保护的目的——比如长时间在外陈列但环境达不到保护的要求——就会以一些高仿的复制品替代，这是一种情况；还有重要的馆藏出去巡展，这时可能会用复制品来‘补缺’；再有由于文物原物无法移动，只能用复制品展示，比如敦煌的壁画对外巡展，是用高清晰度的扫描等方法制作的。此外一些特殊类别，比如摄影图片展上也有复制品，但需要收藏原版图片的一方授权才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苏丹表示。
“有些国际知名的艺术品出于安全等各种原因确实很难做到到处展览，同时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也很难到博物馆现场欣赏真品，那么最佳的替代方法也就是高仿真复制品的出游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长张铭心向记者解释，“其实这种做法在敦煌早就开始了。因为环境闭塞的石窟里如果人来人往，势必对石窟壁画造成破坏性影响，所以敦煌很早就做了一个高仿真的石窟壁画展览。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高仿真展览比原物看得更清晰，因为这里可以用明亮的灯光照射，可以充分满足视觉效果，而原物则不可以。”
除此之外，高昂的成本也是博物馆在设计展陈时不得不留下“原作不能露面”这一遗憾的原因。“策划一个好的展览是非常复杂的，通常需要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把藏于不同藏家手中的展品借到一起，而且费用也很高。现在大多数博物馆都是财政拨款，经费可能会不太够，确实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比如做吴冠中先生的展览，大部分都是原作，但几张代表性的是高仿真的，因为很难借到或者运费等成本太高。”苏丹向记者坦言。
博物馆需加强对公众的教育引导
张铭心向记者表示，当代科技其实已经进入了文物复制领域。例如碑刻类文物，利用数字技术的复制，基本上和原物“分毫不差”，书画类作品利用照相技术复制，也不会出现失真。那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制作的复制品，真能代替对原作的欣赏吗？
“我们常常说‘观感’，从‘观’的角度，复制品也许可以替代，但从‘感’来讲，二者给人的感受可能是大相径庭的，高仿真就是高仿真，其意义也大不一样。无论从哪个角度，博物馆都应以真品的展示为主。”苏丹表示。
“因为博物馆这类场所，最高理想还是应该全部呈现真品，它是原物的传达，而不仅仅是图像信息。真实性、对原物本身的了解是高品质的观赏的一个必然要求，距今一千年和一百年的展品，区别还是很大的，所以要把握一个‘度’。如果一个艺术博物馆有六个展览，其中至少应该有四个是以原件为主的。尤其是比较大的博物馆，确实应该避免低级的复制品。”苏丹补充道，“尽管很不容易，但也要把真品拿到馆里。这就是秉持一种真诚的态度，体现博物馆作为一个公共教育机构要传递准确的知识这一精神。”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公共教育部主任任蕊则认为，入展的“复制品”究竟是否值得看，也应当分情况讨论。“博物馆如果粗劣地复制、生搬硬套或者篡改经典的、优秀的艺术作品，并且在复制之后并未进行研究性的梳理、对公众的专业诠释与导览，会让观众失望，是不可取的。”
但高仿品和原作毕竟是有区别的，无论用什么样的高科技复制，见不到真品，人们的心中也会存在心理落差。那么这种落差怎样弥补？任蕊认为，这个时候，对观众的专业诠释工作就很重要。“对于这种落差，还是要做好公众导览、讲座、工作坊等公共教育活动，不应有欺骗性，对待复制的态度还是要以学术的、教育的、非营利的态度展开，让观众能够接触到更准确的文化艺术信息，更多了解到艺术背后的故事和艺术成就。”
“一些观众可能‘随大流’来看展，观展后当然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原来我看的都是复制品，那真品呢？面对各类观众分类研究，我们做了10多场的工作坊和6场专业学术讲座，邀请了国际上研究达·芬奇的专家学者讲解达·芬奇的生平经历和艺术成就，还完成了近千场社会公益导览，让观众了解他不为人知的故事。当公益导览人员不断向观众介绍、讲解作品的问世时间、讲解在艺术史上有什么样的丰碑式的价值、讲解原作为什么不能来到中国以及应该如何看待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观众就会抱着一种研究、学习的心态，知道这是一次以低成本获得较高的教育价值的观摩。”任蕊补充解释道。
通过艺术复制可实现“把展品带回家”
故宫文创仿甜白釉暗花缠枝莲托八吉祥纹碗做成“吉字茶具”，贵州省博物馆将鎏金三足铜鍪变成可以栽种植物的袖珍花盆……不少观众感受到，近年来博物馆里和展品“长得越来越像”的纪念品越来越多了。采访中，不少专家表示，复制品越来越多地走进博物馆，实际上正反映出博物馆的功能定位逐渐由过去主要面向专业人员研究开放到更宽广的大众文化空间的转变。
“高科技在博物馆的深度应用，让观众更好地实现和展品面对面的交流与互动体验。所以新科技的发展、博物馆新科技的应用是必然趋势，能让博物馆的藏品活起来，让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走进人民生活中。”任蕊表示。
“以复制品代替真品的好处，是其更能满足观众对文物接近和亲近的需要，可以让观众更进一步进入场景，而真品往往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很难融入的。我倒是认为，一个展览可以把真品放在展柜里，把仿制品放在体验区，这样就弥补了以上所说的遗憾。今后的博物馆，真品的展览可能越来越少。通过数字化的展示，观众不但看到文物，还可以走进文物本体的时代和地域的场景、通过文物讲故事、通过数字化技术展现故事场景。”张铭心说。
任蕊还认为，艺术复制品的呈现也可以采用多维多层次的方式，在仿制经典艺术作品的过程中，全面还原其状态、质感、文化特性；除此之外，用高精尖科技媒介展览艺术作品的方式，以及VR、全息影像等全新技术的互动和观众体验，也在不断地发展。最后，艺术衍生品的设计与生产、销售、3D打印复制，都是把艺术品带回家、让艺术品深入人们生活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