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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书法大厦杯”大奖赛前不久在合肥落幕，与其他书法大奖赛展览相比较，并无显著特色。奖金奇高成为唯一的亮点，640万成捆的现金就是最大的噱头。这是“秀肌肉”的做派——钱多力量大，不禁让人有一种揣测：主办方企图通过钱的多少来重新“界定”书法——有钱就是好书法，书法就是钱，写书法就能来钱，只有钱多才能证明书法好，造成“拜金主义”泛滥的担忧不无道理。
首届“中国书法大厦杯”颁奖现场
2019年9月底，首届“中国书法大厦杯”大奖赛在合肥隆重开幕，着实让人感受到了金钱的能量——奖金总数达到640万之巨，外加上评审费、车马费和其它开销，在书法界算得上是“天文数字”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数以万计的奖金竟然以现金的方式发放。但凡说到钱的问题，很多人的神经不由自主地变得极其敏感，甚至不问青红皂白。愈是这个时候，理性的思考愈有必要。一些争论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纯粹是鸡同鸭讲。主要是立场差异，原因是多方面的，书家有体制内外的差异，造成生活现状的好与坏，安逸与否差别较大，造成心态不同，还有创作者和评论者之间的某种隔阂，与主办方有交情，熟人或既得利益者，自然也会不同。也有评价角度不同的原因，比如有的人认为“付钱的方式”很重要，并不是“付钱”就是尊重，但有的人认为只要“付钱”本身就是尊重。需要说明的是，所有讨论的问题与参展者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主办方的问题。作者按照流程来投稿、参评，属于个人自愿。不能不说，一件事情变成一个事件，应该允许各种评说。既有发奖的自由，也有批评的自由，必须是对称的，才是良性的书法生态。批评家的职责就是针砭时弊。至于批评的角度和方式，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拙文讨论的重心并非是该不该发奖金的问题，书法理应得到全社会的重视，优秀的书法家理应得到重奖，但这些都应是出自内心对书法艺术的高扬和敬畏，是对书法家真正的推崇和尊重。再者，私人资金究竟该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并不是企图借助金钱来颐指气使，尤其不能简单地认同和遵从“只要出钱就是好人好事”的逻辑——“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或“有奶便是娘”。单纯地只有资本的力量，就能够成为推动书法的良性发展吗？针对 “特定现象”进一步深入思考——如何处理书法和金钱的关系，书法家如何看待金钱的问题。说到本质，这是价值观的问题。
西晋陆机《平复帖》
为什么奖金不能设立如此之高？看起来并没有违背法律，书法家们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只要来源正当，谁也管不了。但“合法”之外，尚且有“合情”和“合理”之要求，财富是个人的，书法资源却是大家的，由不得某个人任性。就好比不能因为有钱就可以买下某个城市，把看不惯的人赶走。高额奖金效应，是不是真的能做到一如报道所说：“为祖国献礼，繁荣文艺创作，引领当代书坛创作方向。”从整个展览的作品来看，能够引领吗？不言自明。到底能不能实现全社会关注书法，关注书法家，关注书法市场的目的呢？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也是有可能的。从字里行间来推断，为的是打造含金量超强的展赛？然而，奖金高不代表含金量就高。平心而论，这些获奖作品如果按照正常的市场流程销售，能够有这样的高价吗？借助相关信息来看，并没有看到太多的名家和高手参与。也就常见的那几个评委，也就那几个常见和不常见的参展者乃至获奖者，也就那么几件没有特别之处的作品。与其它展览相比较，并无显着特色。奖金奇高成为唯一的亮点，成捆的现金就是最大的噱头。这是“秀肌肉”的做派——钱多力量大，不禁让人有一种揣测：主办方企图通过钱的多少来重新“界定”书法——有钱就是好书法，书法就是钱，写书法就能来钱，只有钱多才能证明书法好，造成“拜金主义”泛滥的担忧不无道理。主办方强大的经济实力，似乎在当下“无可匹敌”，可能因此就有了老子天下第一的快感。有一种可能还真说不定，有些讨论也许会激起土豪 “更大的愤怒”，下一届设立更高的奖金，又能奈我何？
不妨和古今中外的一些文艺类展览对比一下。古代没有书法展览，近世以来自西方传入中国不过百余年，所以谈不上获奖不获奖，恰恰因此而更关注展示作品本身。今天代表性的书法展览，以“兰亭奖”为例，一等奖每人不过万元。以同属文艺类的“鲁迅文学奖”为例，奖金五万元，茅盾文学奖目前提高到五十万，文学作品的含金量不一样，往往是一个时期的代表作。写一部小说需要一年甚至数载，书法作品一年可以出n件，并非“传世之作”。再和影视圈的金鸡奖和百花奖对比一下，“金鸡奖”的奖品是铜质镀金的金鸡，“百花奖”奖品则铜质镀金花神，侧重的都是精神荣誉。外国的呢，“奥斯卡”也没有奖金，也主要还是荣誉方面的鼓励。按理说，影视圈有的是钱，多个环节可以有投资和效益，恰恰更重视精神价值。
直接用现金发放，更是离谱、荒诞，并非如主办者所说：“奖金以现金形式发放，很多书友表示羡慕嫉妒恨”，恰恰相反，乃是以资本对书家情怀直接加以碾压。虽说选择现金还是非现金的方式，纯属个人自由，有的人喜欢展露一下排场，就连请客付款时，也喜欢甩出大把的现钞，但书法圈不是用现金来讲排场之处，充满了江湖味道，高雅之气荡然无存。书法家与金钱的关系，本来还有一层温情的面纱，却第一次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就好比，伪君子和真小人是有区别的，还是有所顾忌的。如果只剩下钱能够刺激书家的创作欲望，今后若没有钱，还能不能拿得起毛笔？力运千钧，提不起三寸柔毫。书法家的心态在不知不觉中会发生改变，微妙的变化自己也许都感觉不到。对金钱的过度渴望，无疑会产生巨大的腐蚀性，甚至直接导致艺术理想的破灭。有人呼吁抵制，不太现实，自己可以洁身自好，却不必挡其他书家发财的梦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无可非议。从乐观的心态来看，人生中充满了各种诱惑，挡不住诱惑的书家会加快消失，符合书法史的淘汰规律。就像甘肃省普遍流行的以“大白菜销售法”来一次性买断作品的做法。先汇给书家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件作品一两百元，不限制时间完成。短时间内书家可以得到巨额金钱，买家也有巨大的盈利空间，看起来是双赢。然而，书法家为了完成超量的“订制”，必须拼命去“复制”，造成技法的固化乃至心态的厌倦。
展后报道提及：“这次大奖赛创两个之最：一是奖金最高。此次大奖赛是当代书坛投资最大的一次书赛。二是此次大奖赛充分体现了对繁荣书法艺术、推动当代书法创作及社会影响获得提升的热情与决心，更体现了赞助商支持、弘扬祖国书法艺术事业的崇高精神和伟大胸怀。”第一个是真的，第二个则未必。借助高额的现金想要证明什么？只能证明土豪财大气粗，证明“有钱就任性”是一个“真理”。事实上又能证明什么呢？奖金高不代表艺术含金量高，奖金最高的比赛未必就是最好的比赛，一种错觉而已。这一场“资本秀”，展现了金钱的能量，却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后遗症”。除了三五天的关注之外，这场展览会和很多展览一样，迅速被遗忘，所能令人津津乐道的就只有金钱的多少。对于书家的负面影响，前文已经有过表述，可能出现“无钱不欢”的状况。其次是群起而仿效。长此以往，书法展赛只会演变成土豪秀场，沦落为金钱游戏。钱成为唯一可以带给书家快感的兴奋剂。虽然各类书法活动，没钱不能办，有钱可以办得更好，但过犹不及，如果无限制地提高成本，今后若没有过量的钱，休想再谈举办活动。
“三笔同书”书法征集宣传
无独有偶，同样也是在9月28日，由咸阳某公司主办的“三笔同书中国梦”书法征集新闻发布会举行，以30万元巨额全球寻找书法“怪才”。所谓“三笔同书”——即人体执三支毛笔，不借助外力，同时落笔、行笔、收笔，书写“中国梦”三字，一眼能看出乃典型的江湖手法。能不能成功举办现在还不得而知，一旦出现类似的苗头，需要警惕。从这一届“史无前例”的高额奖金设置展览开始，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可能预示了当下书法展览“异化”的进一步加剧。回顾这四十年来，展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初的“书家情怀的自然流露”到九十年代中期“书家技法实力的比拼”，靠的仍然是个人实力，越来越侧重技法，变得缺少情趣，发展到近些年来的“人际关系的较量”再到眼下“金钱的疯狂游戏”，导致诸多展览进一步空壳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可能会加速体制内展览的死亡，资本的强力具有强大的解构作用。
如果从具体的展览说开去，思考一下书法和金钱的关系，道理其实很简单——就好比鲜花和水分的关系，少浇了会干涸，多浇了会溺毙。无论如何，书法的最终指向不是通向金钱，艺术精品也不可能是钱能堆出来的，艺术含金量也绝不是金钱所能决定的。
书法家和金钱之间的关系，不同的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于任何一个有识之士来说，清楚未来的不确定性很关键。日常生活中书家对于润格的纠结，不仅只是想得到尊重，更主要是得到物质回报，改变自身现状。口头上说“平常心”很简单，实惠却是最主要的。有时不必苛责，人之常情。书法家的成功必须有一定的物质成本，必须有金钱的支撑，但书法家的最终成功并非只取决于物质成本，更主要是精神格局。书家和金钱之间存在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暧昧关系。但是，无论是从古代书法史，还是就当下诸多书家来看，钱一味多了，未必是好事，所谓物极必反。古代书家中有一些可以收取高润格的人，诸如李邕、苏轼和赵孟頫等，甚至有挥金如土的人，比如倪瓒。诸多高官大僚，岁入颇丰，并非只是借助书法而获得，有很多书家看似风光，现实中多半是窘境。有一点很重要，书家不能是金钱的奴隶，而是金钱的主人，能够坚守贫困，但不需要刻意贫困。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书法史中名垂青史的很多恰恰是穷困潦倒的人物，诸如徐渭、祝允明、唐寅和徐生翁等。窘迫的状况恰恰激发了各自的创作热情，变成一种无可匹敌的精神动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当世书家中，那些身居高位，赚得盘满钵盈的所谓名家们，宣称“一只手可以代表一个公司”的人，艺术水准却一落千丈，江河日下。当今很多“书官”，想的很清楚，自己与书法根本无缘，他们真实的艺术水准谈不上“遗臭万年”，更论不上“流芳百世”，也只能做个“匆匆过客”。所以，目标就是圈钱。这是一种比较势利的生活态度。说穿了，只是占据了协会的要职，并非真实的艺术水准。
书法家与金钱的关系，最终浓缩为一个“吃饭”问题。一说到吃饭问题，似乎一切都不要讨论了，民以食为天，头等大事。事实并非如此。书法家要吃饭，这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有时也是一个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有人质问，“基层书法工作者的困境了解吗？”提出类似的问题，可以说非常幼稚。选择书法的当初，就要有一种心理准备，书法未必会带来充裕的物质财富，有时甚至会让人耗尽家财，穷困潦倒。这就是需要一种强烈的“自愿”情结。再者，一个人选择书法，书法也会“选你”，书法不会管你是穷是富，最终要以自己合理的方式来化解，有经典的作品传世，必须符合书法史的规律。所以，现实中的书法家，即便是节衣缩食，笔墨纸砚也不可缺，古人早就说过，“有好都能累此生”。有几个问题必须想清楚，关键是要吃什么样的饭，温饱有余即可，还是豪华奢靡？单纯靠个人在书法方面的能力能不能吃上饭？别忘了，不是书法家一样也要吃饭活命。书法变成了吃饭问题，就不再是书法。一个人即使没有饭吃，也不可能随便突破底线，大多数人会选择坚守，再想办法突围。那么多书家不可能全部都指望依靠书法来发财，如果有大多数人需要脱贫，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很多真正热爱书法的人，在某些时刻可能确实需要钱，但并不是为了钱而练书法，归根结底，书法家追求的不是金钱，而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
同样是花钱，如何具备相应的价值而更具意义呢？这让我想起整整四年前——2015年9月28日的“龙坡遗珍——台静农作品及藏品展”，共展出台静农的书法佳作以及台静农的知交老友所赠笔墨丹青共计80件。我至今依然记得刘正成先生的感慨：“台静农的书法是既工且贵的一个很好的代表。匡时这个市场引领我很感动，这是正能量。今天我们安徽老乡，如果有纪念馆赶快给安徽省打报告，这个作品都拿到你们纪念馆去收藏，向国家财政部申请资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钱的东西，不能论平尺去卖。这是我的感受之一。”“台静农书法为什么拍卖会上别人要用真金白银来买呢？他的书法价值在什么地方？是要引起我们的思考，他的书法并没有按二王的点画结构来写，但为什么令人心动呢，并作为一个时代的很优秀的代表陈列在这个地方？可以断言，今天中国书协获兰亭奖的大部分作品，以后要扫到文化垃圾里边去，而台静农的书法肯定要流传下来的。建议安徽的纪念馆趁这个台静农最低价位的时候赶快买进来，买进来的目的其实是我们要看可以到那儿去看，如果你拿一件我拿一件我们看不到了”。然而，这样的呼吁并没有得到响应。
“龙坡遗珍——台静农作品及藏品展”展览现场
同样是“挥金如土”，有时却可以展现云泥之别的个人情怀和人生志向。前不久，北京故宫博物院在武英殿，专门举办了“予所收蓄、永存吾土——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在中国收藏界，张伯驹就是一个传奇。启功先生评价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说起张伯驹，最先想到他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其实，张伯驹被人熟知并不因为有四公子之一的头衔，而是把价值连城的国宝留在了中国。张伯驹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殷实的家境让他从小对书画收藏鉴赏，为此不惜耗尽万贯家财购买顶级国宝。张伯驹从30岁开始购买收藏古代书画，诸如西晋陆机《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唐代李白《上阳台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卷》、元钱选的《山居图卷》等等。其中任何一件书画，都是价值连城。张伯驹曾有言：“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这些花费巨资，付出艰辛代价的字画，张伯驹最终全部捐献给了国家，成为北京故宫的镇馆之宝，因此有人称“半个故宫都是张伯驹捐的”。为何要这样做？张伯驹晚年说，“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
当然，有些事和有些人，本身不具可比性，无论品位还是档次都达不到，眼界和胸怀则有霄壤之别，看起来仅仅一线之隔，却是一生永远也达不到的境界。这是一种“驾驭金钱”的能力。
当“金钱万能”的观点渗透到整个社会，资本的力量无处不在，挟裹着潮流，扭曲了言行。大多数情况下归咎于潮流如此，殊不知，潮流就是多数人选择的总和。金钱本身无所谓好与坏，最终取决于人的态度和方式等因素。书家的本质是文人。文人的价值取向必须兼顾精神和物质，侧重于精神。物质有基础性作用，但根本性的作用在于精神。两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所谓“欲壑难填”，物质欲望往往是无止境的，但最终不能取代精神作用。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微妙关系表述起来可能非常复杂，故以“贫、穷、富、贵”四字论述。“贫、穷”和“富、贵”虽然很多时候连起来用，却有根本区别。说一个人“贫”，主要是侧重物质，缺乏金钱，不得温饱，“穷”则是精神困窘，可以指仕途坎坷，不得升迁。“贫”的反义词是“富”，“穷”的反义词是“达”。“富”也是侧重物质基础，家里多有钱，“贵”更主要是强调精神的高贵，自身的文化底蕴。一个人可以“贫”，但不能“穷”，“穷的只有钱”，就变得非常可怕，要追求“贵”而不只能“富”。孔夫子说过：“贫人视其所取，穷人视其所为；富人视其所与，贵人视其所举。”什么意思呢？“贫人视其所取”，意思是有的人贫困久了，穷怕了，一旦遇到发财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甚至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有德之人，纵然贫无立锥之地，但安之若素，不发不义之财，所以，贫而有骨有格的人，虽贫犹富。“穷人视其所为”，意思是人穷志不穷，不自怨自艾，不自卑自怜，而是立志奋发，虽然穷困，但所作为都有正行，虽穷而有人格，非圣即贤。“富人视其所与”，意思是有钱不代表有德行、有智能、有人缘，要看其如何用钱，懂得布施，如果钱财用于正道，利于大众，造福人群，才是智者所为，才是真正富有的人。“贵人视其所举”，言下之意，人的尊卑贵贱，不在于高官厚禄，而在于他的行为举止，是否能够绽放人性光辉。有的人地位卑微，清白持家，从而成为真正高贵的人。
有钱和无钱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众多书家，书法家要学的不仅仅只是书法本身，而是学会怎样与金钱打交道，具备足够的生存或者说生活智慧。假如一个人完全沉迷于所谓技术训练，拼命参加比赛，满脑子都是发财的梦想，由此而忽略了最基本的生活情趣，最终多半会步入死胡同。古人强调读书明理，“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才能和这个世界和谐相处。拓展书家的审美、修养、素质、眼界、心胸、格局的最佳方法，必须避免只盯着技法、展赛和名利等各种欲望，全身心投入到对生活的热爱中去，简单有时意味着更美好。现实的悲剧在于，一方面普遍为书法圈演变为“名利场”而焦虑，另一方面却挡不住对于金钱的过度渴望。对于一个真正有志于书法的书家来说，创作出经典作品近乎“使命”，名利永远是副产品。一旦如果只有钱才是唯一可以带来安全感的见证物，这已经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而是这个时代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