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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博物院藏金器，从春秋战国至清代，乃至近代，藏品延续时间连贯，涉及种类广泛。既有春秋战国时期作为装饰的金箔、金片，又有独立存在金器藏品；既有种类众多的首饰饰件，又有光华灿烂的实用器皿；既有商业经济发展下的金质商品，又有宗教色彩浓郁的念佛牌、鎏金佛塔等；既有纯金货币，又有随葬的金质冥币；既有锤揲、焊缀、掐丝、累丝等制作工艺，又有鎏金、金银错、包金等装饰技艺。在这些林林总总，蔚为壮观的金器藏品中，最为难得的是，很多藏品出土于墓葬或窖藏，如1952年休宁朱颜墓、1955年合肥乌龟墩东汉墓、1955年合肥小南门元代窖藏、1956年安庆范文虎夫妇墓、1969年明光（原嘉山县）李贞夫妇墓、1984年合肥隋开皇三年张静墓等等，墓葬和窖藏的出土为金器研究提供了时代的标准。
初始——商周时期
商周时期，统治阶层和贵族集团已经注意到金这一特殊物质的存在，对金矿资源开采都有了实践性的总结，这一时期金制器皿虽然已经出现，但还只是作为装饰的角色而存在，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首饰、车马器、兵器、甚至是钱贝等上面往往用金装饰，金银错、包金和鎏金的技术出现，给青铜器增加了华美灿烂的色彩。黄金货币的出现进一步密切了金与货币的天然联系。
《管子·轻重甲篇》载“楚有汝汉之黄金”，《战国策》卷十六载“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安徽作为楚国重要的势力范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一直受到楚文化的强烈影响，公元前241年楚国迁都寿春，称为“郢”。安徽博物院收藏的金器，年代可以早至春秋战国，主要包括郢、金箔、金片以及各种运用金银错、鎏金等技艺装饰制作的车马器、兵器等等，其中楚国的黄金货币数量众多，是这一时期馆藏的一大特色。
战国郢爰金币（图1），完整的金版多成龟版型，上阴刻有十数枚“郢爰”印记。楚国域内蕴藏着丰富的黄金矿产资源，加之商品经济的发达，使得郢爰作为重要的黄金货币应运而生。安徽博物院藏战国郢爰多达数十件，一般认为“郢”为楚国都，而“爰”则是称量单位，也有释读为“”。馆藏的楚国金币中，除少数“”金、“陈爰”、饼金外，多为“郢爰”。作为楚国的称量货币，郢爰多与天平砝码配合使用，可能持续至西汉早期。楚金币的出现真正实现了金作为货币的天然存在，对后期金币的流通与计量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图1 战国 郢爰金币
春秋包金铜贝（图2），长2、宽1.4厘米，整体仿贝状，呈椭圆形铜质，面稍凸起，背平，外侧包金。早在新石器时代，天然海贝就已经作为天然货币而存在，商代晚期开始，黄河流域开始铸造青铜仿贝等金属货币。这件贝币所不同的是采用了包金的工艺，使得黄金与铜贝完美结合，有学者将包金铜贝称为“最早的黄金钱币”①。《诗经·大雅》载“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黄金的装点，往往使器物异常华美。不仅在货币上，馆藏的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带钩、兵器、车马器等，都运用了包金、鎏金和金银错的技术来装饰表面，这也是夏商周时期黄金的主要存在和表现方式。
图2 春秋 包金铜贝
发展——秦汉魏晋南北朝
秦汉时期，人们的注意的焦点开始从铜、玉转移到了金银上。许慎《说文解字》载“金，五色金也。黄为之长。久不生衣，百炼不轻，从革不违。西方之行。生于土，从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今声。凡金之属皆从金。”可见，东汉时期“金”已经不再作为金属的统称，而是专指真正的黄金了。由于发现的金矿增多，提供了制作金器最基本的资源。金的提纯与制作技术上也进一步提升，在熟练原有制作技艺的基础上，新创了掐丝、焊缀，以及戗金等工艺。金制器皿饰品的数量增多，形制也变得多样，人们常通过金器来表达自己的期望与祈盼。
馆藏金器除了马蹄金外，金饰种类增多，帽饰、环、簪、钗等数量明显增加。
东汉“宜子孙”钟形金饰（图3），1955年出土于合肥西郊乌龟墩古墓②，长2.3、宽1.7厘米，重仅1.8克。这件金饰整体呈钟形，顶部为一钮呈倒梯形，中心有一小孔，用以穿系。中部以掐丝竖列“宜子孙”三篆书字，两边饰S形云纹，边缘均以掐丝和焊缀金珠为饰。整件金饰小巧精致，采用了掐丝及焊缀金珠的工艺，同墓还出土了两件三角形金饰，同样使用了焊缀金珠的工艺，大珠与小珠密集排列，展现了汉代极高的金银器制作水平。
图3 东汉 “宜子孙”钟形金饰
西晋金耳挖形簪（图4），出土于芜湖月牙山,长13.5厘米。簪整体呈细条形，簪首为耳挖状，竹节柄，稍下部饰龙首纹，张口衔住竹节柄。西晋时期的金饰在汉代金器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饰的式样也随之增多，这件簪下部分叉，更倾向于钗，簪中部龙首及竹节的造型精致生动，将簪体与耳挖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既注重艺术形态的生动表现，又增加了实用性。
图4 西晋 金耳挖形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