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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徐邦达（1911—2012）先生是当代中国书画鉴定大师和权威，无疑是一位成功人士。很多人都想探听成功人士背后的故事，无非是想知道其成功的秘密。我这里也“从众”，就我所知道的先生背后的成功“秘诀”写出两三件事，和我在跟先生学习鉴定书画过程中的体会，供今天学习书画鉴定的人参考。
徐邦达（图片来源于网络）
谦逊严谨的治学精神
我初识先生是在1961年。那时我正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读书，系主任金维诺先生为我们设置了书画鉴定课，特别延请张珩（1915—1963）、徐邦达先生来讲授。以往书画鉴定都是私相传授，未有于学校中而立“学”者，此举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实属首创。在书画鉴定上建立起学科，这三位先生是奠基者，也是开山者。
张珩先生授课的内容，在他逝世后不久，由王世襄、薛永年等先生记录整理成《怎样鉴定书画》一书出版。张先生于书画鉴定造诣极深，治学严谨，恨天不假年，此书仅是讲课的提纲，尚未来得及扩充丰富，他便英年早逝，否则不会如此出版。
张珩先生当时在文化部文物局担任文物处处长，行政工作很忙，所以书画鉴定课徐邦达先生授时最多，是该课程的主讲。他的授课内容，即是其二十年后出版的《古书画鉴定概论》。在该书的“前言”中，先生讲述其形成时说：“起先曾讲过若干次古书画鉴定的课；以后又在讲稿的基础上草写成书；复经几度修改，始具如今之面目。”《古书画鉴定概论》初稿实际上是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湖北丹江时完成的，由于条件所限，基本凭借记忆写就。1972年，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下放人员先后都回到了北京，先生的书稿也基本完成了，曾经交给我刻成蜡版，油印了数十份，这就是他在“前言”中所说的“在讲稿的基础上草写成书”，字数尚不及正式出版时的一半。到1978年，我被选中为先生的助手，曾和杨臣彬同志一起，将先生反复修改、补充的书稿进行抄写，并配以插图和图版，才正式交出版社，到1981年出版。
《古书画鉴定概论》首次将中国书画鉴定的方法条理化、系统化、科学化，并加以全面概述，形成理论，其中既有先生自己的切身体会，又包含了古人和同仁诸多的经验总结，所以写作起来并非易事。先生在“前言”中说：“鉴别古代书画，其间头绪纷繁，牵涉的有关方面很广。”这“广”，广到什么程度？只要看此书的目录就会知道。例如第三章中所说的印鉴、纸张和绫绢，就概括了它们不同的发展历史，文字着墨不多，但每一句话都经得起检验，因为是从大量的实物中观察总结出来的。尽管如此，先生在“后记”中还说：“要善于集思广益，多听取前人、他人的各种意见，择善而从。如果经过认真研究，确实有据，也要敢于推翻旧说，不囿于前人的谬论。同时，随着个人经验的丰富，学识的增加，对自己的旧说也要加以考察、修订，不坚持也许是错误的己见。”他所说的“几度修改”，确系如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位严肃的学者追求真理、追求科学的精神。
1984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书画伪讹考辨》，是《古书画鉴定概论》的姊妹篇。《古书画鉴定概论》是从理论方法上阐述如何去鉴定古书画，而《古书画伪讹考辨》则是这一理论运用的具体实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先生在书画鉴定上，一向主张鉴、考、辨并重。“鉴”，是指目鉴，即用眼睛直接观察，他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说“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目鉴就是当今时髦的“图像比较学”，所不同的是，在比较中先生重点是看笔墨、笔性。这里除了外在造型的区别之外，还包括内在的精神表现因素。精神的东西，往往难以言状，难以捉摸，只能心传意会，这是与“比较学”最主要的区别。“考”，即考据，图史互证。特别是对待宋、元及其以前时代的作品。先生特别强调对文献的使用。这里牵涉到丰富的文史知识和对多学科门类的涉猎。从《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生对古文献的熟悉，以及在史学上的坚实基础。“辨”，除了指在比较中、在细微处寻找差异之外，更主要的是，要用辩证的思维方法，去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在鉴定工作中，切忌主观随意性和简单绝对化。既不盲目迷信，更不能意气用事。要独立思考，尤其不能受外界干扰。如对待真伪杂糅的作品，在辨别中去伪存真，以恢复它本来的历史面目，全盘否定与一棍子打死，都是懒汉的做法。又如“代笔”作品，先生认为“代笔就是代笔”，“指出来就好。硬性归类为真或伪，都不合适。至于艺术评价，那是艺评家的事”。再如对待有些一时难以下判断的问题和作品，先生主张“存疑”，等待有条件时再解决。他甚至认为，有些东西恐怕是永远存疑，不赞成强作解人。书画鉴定，不能只凭感觉，更不是猜谜射覆。鉴、考、辨，有区别但不可分割，它是一个统一整体。先生在书画鉴定上，建立起的科学体系，造福于后世，是他为我们所留下的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古书画过眼要录》最初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按先生的计划共分三册，分期出版。直到1987年时，首册才面世，即晋、唐、隋、五代和两宋的书法部分，之后便因故而中断了。稿件几经周折才转移到紫禁城出版社。先生生前没有看到他这部书的印刷全本，不能不令人深感遗憾。这部书凝聚了先生一生的心血，是又一关于古书画鉴定的重要著作，凡是从事这一方面研究学者，不可不读这部书。举例说，前些年隋人书《出师颂》在拍卖行中出现，旧题中曾有说是索靖所书。因为索靖（239—303）是陆机（261—303）的前辈，如果是其真迹，那么其价值比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平复帖》要高得多。也许拍卖行出于商业操作，在拍卖图录中标明为“索靖”。这件作品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先生对古文献的记载已经梳理得很清晰了，对问题的考辨也十分明确，可是一些学者在讨论中说是说非时，都不提先生的研究成果，不知是有意避开呢？还是根本不知道有此书？
先生对工作的投入，可谓全身心的投入，这只看他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古书画藏品所建的档案资料就会有亲身的感受。在所立栏目中，除了登记其质地、尺寸、款字、来源等各项之外，还要对其收藏印鉴、题跋进行识别，对其内容、真伪、艺术等写出评语，查出文献的记载，最后还有识真伪的结论等，实际是一次科研活动。先生所做的这些工作，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在书画方面的陈列研究、编辑出版及对外交流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档案至今仍然在使用，可以看到当时所用的劣质纸张、油印表格。蓝色的墨水都变浅淡了，而先生的手迹犹存。每当出版图册、举办展览，工作人员都要据此写说明和文章，享受着现成的果实。
在这里我必须要严肃地提出，当我们在运用先生也包括其他老一辈专家的文物鉴定成果时，一定要心怀敬意，不能有意或无意掩盖他们的劳动。先生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的“前言”中特别声明说：“我这部书是聚零为整，收集历年所作文篇而编成的，有几篇在二十年前就已写成。在未编之前，有些未发表过的单篇稿子经常为人索阅，有的人竟把其中某些段落抄录移用，发表在专著和刊物中。别人‘引用’自己的文章，是对自己的信仰，是很光荣的；但引用者应当注明来源，才是正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