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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鼎（1908～1977），字师匡，安徽桐城人。著名企业家、收藏家，爱国民主人士。
两大名门之后
孙鼎出生于官宦世家。
孙鼎的曾祖父孙云锦（1821--1892），字海岑，安庆府桐城县人。以诸生入曾国荃幕府，以军功仕宦。曾三任江宁知府，历官淮安知府、开封知府、二品顶戴三品衔江苏补用道。在担任通州知州期间，为少年张謇平反冒籍应试案，并由此与张謇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缘。1892年2月，孙云锦与世长辞，张謇“为位而哭”，在他的倡导下，通州士绅合词上禀督抚，请将孙事迹奏付国史《循吏传》，并以之配祀通州“名宦祠”。孙云锦生有二子六女，次子孙仲平又生有三子一女。孙仲平次子孙济任候选知县时娶建德周学海同知第四女周津午为妻，生有二子孙浔（字师白）、孙鼎（字师匡）。
孙鼎于1908年1月8日出生，但不幸自幼失怙，他3岁丧母，11岁亡父。父亲去世后，孙鼎与孙浔两兄弟及姐姐等，由上海赴天津舅父周叔弢家，与舅家孩子一起读书学习。周家也是名门望族。孙鼎的外曾祖父周馥，曾任两江、两广总督。外祖父周学海为清光绪朝进士，著名医学家。舅舅周叔弢（详情参阅：【收藏大家】周叔弢：实业大家与藏书的不解之缘）是一个著名的大收藏家、政治家。孙鼎另外几个舅舅也非常有名，周季木是金石学家，周今觉是集邮家，有“中国邮王”之称，周明秦为中国戏剧史学家。表弟周一良为著名历史学家……
1921年，13岁的孙鼎考入南开中学。1926年，他考入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回到上海。1930年，他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生平志愿是要在中国创建一个“东方的西门子企业”。
乾封泉宝（楚）（网络资料图）
一辈子勤奋的电机工程师
从交大毕业，踏上社会，孙鼎第一站是杭州电气局。在杭州电气局他从实习员开始做起。一年不到，有了个机会，美商上海亚洲电器公司高薪聘他，于是他回上海，到亚洲电器公司担任工程师，从事高压直流电机和无线电变压器的设计，后晋升设计室主任工程师。在亚洲电器公司干了2年，1933年春，他被华通电业机器厂聘任，年仅25岁的孙鼎，担任了总工程师。1938年后孙鼎升任为华通经理兼总工程师，直至1945年。在此期间，他还先后投资创办玲奋电机厂、中国电机厂、新业电化厂和天昌电化厂等企业，任厂长或顾问工程师。试制并生产电机、电石、炭化矽、人造石墨、金属钠等产品。1945年6月，孙鼎的另一舅父周志俊聘他为久联设计委员会机电组负责人。
1946年7月，孙鼎在亲朋好友的鼓动下，创建了新安电机厂，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孙鼎平时人缘好，早年在母校交通大学电机系设立奖学金，惜“才”如命，从优招录高材生，当他自办厂后，自愿追随他到新安厂者甚众。他组织技术力量攻关，仿制英国40马力的变速电机，于1947年试制成功。产品畅销，可与英制产品媲美。从1946年至1954年公私合营前夕，上海新安电机厂从几十人小厂发展成700人中型企业。从生产小型电器发展到能生产中型交直流电动机、变压器、高低压开关设备、铁路信号装置等多种产品，其规模是当时全国私营电机厂中最大的一家。除上海外，1949年6月，孙鼎在天津开设新安电机厂分厂，天津分厂也有200多名职工。
1953年中共公布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孙鼎积极争取申请合营。1954年2月，新安电机厂成为机电系统第一批公私合营的企业，孙鼎任第一副厂长，负责技术工作。1956年11月，孙鼎被安排担任上海市旋转电机制造公司副经理。1961年2月，调任上海市电机工业局副总工程师。他先后对铸造、电机、电器、绝缘材料的质量升级进行调查研究，并组织革新攻关。1961年，他经过试验论证，提出以玻璃纤维代替棉纱绕扎电机线圈的设想，开辟了新材料使用新途径。
可以说，孙鼎是一位全心全意拥护共产党的爱国民主人士。他积极追求进步，在公私合营时起了带头作用，甚至将美国顺风牌绿色小轿车也上缴归公，而自己改坐三轮车上班。孙鼎还曾作为“先进典型”的代表在全市大会上作了发言。为此，他曾两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且，早在1959年，孙鼎还捐献了一批自己收藏的珍贵文物给了国家。
但“文化大革命”中，孙鼎还是受迫害审查长达8年之久。1968年6月，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交战线工人造反派召开的批斗“上海黑市委”大会。在文化广场的办公室里，几个造反派耀武扬威地对着一群蹲在地上的“旧市委”各部门的领导训话。孙鼎也在其内，他双手抱头，非常狼狈地蜷缩在会议室的角落里。第二天，上海《工人造反报》的头版头条还刊登了这次批斗会的内容。后来他回忆说：“有些事真是滑稽可笑……”1975年8月，孙鼎又被下放到上海第一汽车附件厂。处于逆境，他仍一如既往，手不释卷，孜孜以求，探索原子能、计算机、风力发电和改进绝缘材料等新课题。
1977年9月22日，孙鼎因胰腺癌逝世于上海，享年67岁。孙鼎生前曾任全国第三、四届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委员，上海市第三、四、五届人大代表和市工商联常委等职。
孙鼎与朋友在一起
“有钱人”也无“钱”收“钱”
孙鼎自幼便受到舅舅周叔弢等人的熏陶，在二十多岁就对中国文物产生了兴趣，开始收集青铜器、甲骨文、印玺等，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开始对收藏中国古钱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认为这些古代文物都是他的精神食粮。他的藏品以青铜器、封泥、钱币最为珍贵。
孙鼎是全国收藏封泥的顶尖大藏家，2002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中国古代封泥》图册中可以看到馆藏封泥总数达1000余枚，主要部分就是孙鼎的捐赠品……孙鼎旧藏封泥716枚，大部分曾著录于《封泥考略》和《续封泥考略》。
孙鼎有钱从不乱花，大多用在古玩的收购上。他的工资很高，每月有995元，这还不包括车贴、饭贴，比当时国家行政一级的工资还高许多！文革时造反派批斗他拿高工资，他后来对马传德（马定祥之子）说，“这可是国家特批给我的。”在当年福州路上古籍书店等众多特色书店里，齐白石等大师的书画挂得琳琅满目，已裱装好的白石老人的画仅售15至17元一幅。其时，白石老人还健在，毋需担心会买到赝品。
在50年代收藏界中，孙鼎是最有“钱”的人，却又被称为“捧着金饭碗讨饭”的人。平时，他很节俭，日常开销总是显得捉襟见肘，原因很简单，倒不是因为家庭日常开销要300多元，而是孙鼎不断地把可以流通的钱，都换成了不可以流通的古钱了。
他与钱币收藏家马定祥是要好的藏友，经常在一起切磋、研究，孙鼎很喜欢与马定祥聊天，两人经常相约在他南京西路秦兴路办公楼底下的沙利文西餐厅碰面，因为忙于事业，所以他委托马定祥代为收购历代珍钱，出于信任，孙鼎从不还价。
解放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一些收藏家经济拮据，特别是珍稀古玩，大多买不动，只能望“宝”兴叹！唯孙鼎收入高，仍然一如既往，只要看准了的，他会很爽快地买进。马定祥也摸透了孙鼎的脾气，助孙鼎收淘，不让稀绝古钱币外流。马定祥常到一家叫新龙古玩店淘古钱，孙先生也跟随而去，看到有好货，吃准了，将随带的支票一扯，果断地买下来。
孙鼎常常说，张叔驯（详情参阅：大收藏家351期：古钱大王张叔驯，500大洋捡到泉界第一大漏）、罗伯昭（详情参阅：大收藏家343期：罗伯昭，从跑腿伙计到桐油大亨再到万枚古币大藏家）、陈仁涛等人收藏古钱较早，他自己收藏古钱起步较晚，因此他给自己在收藏古钱方面的定位是“求精品”，马定祥认为他的收藏思路是独具风格，是正确的。孙鼎收藏的一些“少而精”的珍钱，也是被泉界赞誉的。
江南省造甲辰光绪元宝当制钱二十文（网络资料图）
他对清代制作精美的雕母钱最感兴题，尤其是宝泉、宝源等京局之外各省铸造的雕母钱(泉界称此类钱为“外局"雕母钱)，因这些钱存世极为有限，十分珍罕。后来，孙鼎在马定祥的大力支持下，在收藏清代外局雕母钱上非常独到，种类多、珍品多、孤品也不少。
抗战时期，孙鼎委托丁宗琪代为寻找一枚北宋“靖康”古钱，出价二两半足色黄金。两个多月后，丁宗琪不负所望找到一枚“靖康通宝”古钱。孙先生立即郑重其事地将此钱系于身上，并说道：“国难当头，靖康系身，犹卧薪尝胆耳！”原来，他此举是效仿岳飞不忘国耻之事！
北宋 靖康通宝（网络资料图）
孙鼎收藏有一些极其稀罕的珍贵铜圆。20世纪50年代末，马定祥从一位收藏家手中收购到了枚“江南省造甲辰光绪元宝当制钱二十文”铜圆，爱不释手，当时就请助手方鹤林拓制了20份之多！孙鼎获知后来店恳求剖让，马定祥看在他们之间的情谊上最终答应了他的要求。据说此钱存世仅两枚，而另一枚已由一位法国人携往巴黎。
644年，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据川时，自称“大西王”，在成都建大西国，改元大顺，铸有“西王赏功”大钱，分金、银、铜三品，以奖励有军功者，存世极罕见。关汉亨在《中华珍泉追踪录》中指出铜质西王赏功钱曾发现三枚。首枚由成都龚熙台收藏，后售予张叔驯，应被张氏带去美国，现不知所踪。次枚即由孙鼎收藏，后捐献上海博物馆。第三枚则保存在天津历史博物馆。2015年，四川公安破获了涉案金额上亿元的张献忠稀世宝藏“江口沉银”被盗掘案，追缴回文物千余件，其中就包含金银材质的“西王赏功”钱币等，引发了钱币收藏界的震动。
铜质西王赏功钱 上海博物馆藏 孙鼎旧藏
孙鼎和马定祥在钱币拓本上加盖印章都十分讲究，他们两人认为一张好的钱币拓本必须配上一两颗小印章，显得更加高雅。当时，孙鼎都是请名家如童大年、王福庵、吴朴堂等篆刻的，他还配备价格昂贵的朱砂印泥，作为盖章时使用。
现在许多钱币爱好者把收藏的钱币放在密封的塑料盒里，或是秘藏在保险箱里，这是一种看得见但摸不着的玩法，是收藏者心理上的满足。而孙鼎却不然，他每天随身携带一枚心爱的钱币，系在裤带上，每隔几天换一枚，有空就拿出来把玩一番。他的办公室写字台上除了有机电产品模型外，还有两三件西周青铜器作摆设，他在工作空闲时，也会从身上拿出一枚古钱来看看，喝咖啡吃饭时也会取出来欣赏。有一次在沙利文西餐厅，孙鼎突然从裤袋取出一枚“咸丰重宝当五"雕母钱，对马定祥说：“定祥，你看这枚钱，漂不漂亮？"马定祥说：“这枚钱好极了……”孙鼎听后显出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态，多年后马传德对此事依然记忆犹新。
孙鼎一家原先是住在上海延安西路323弄33号(现上海戏剧学院所在地)，邻近美丽园。这是一幢典型的英式大花园洋房，底层有一个大客厅、餐厅等，大客厅可用做舞厅。一楼客厅也很大，房间里面的布置极其讲究，玻璃橱里摆着几件珍贵的古代青制器外，还有价格昂贵的外国车料玻璃器皿。20世纪50年代有段时间，中国泉币学社例会移到他家举行，在会议期间，孙鼎的太太和佣人常送上茶水点心。参加者有罗伯昭、沈子槎、郑家相、戴葆庭（详情参阅：大收藏家352期：戴葆庭，善把人脉经营成钱脉的古泉大师）、赵权之、杨成麒、何雨霖及马定祥等人。记得当时也有人在练习簿上做记录，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钱币史料在“文革”中均遭散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孙鼎家被赶出花园洋房，搬到常熟路113弄19号，距离马定祥家倒是不远。
周季木、孙鼎旧藏青铜器全形拓四种
一家三口都捐赠
早在1959年4月，孙鼎曾响应国家号召，作为上海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向建国10周年献礼，将自己收藏多年的国宝级文物，捐献给北京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有乾封泉宝、天圣通宝等10枚珍贵古钱，西周御王良爵（上有铭文21字，为已知字数最多的铜爵）。另外，还有孙鼎收藏的镇宅之宝“堰王玺”等，共计13件。马定祥以及罗伯昭、王亢元（详情参阅：大收藏家439期：王亢元，愿以十幢洋房换一枚壹元银币）等多位泉界好友，参加了在外滩附近的上海大厦举行的这次小型捐赠会议。
孙鼎逝世后，国家落实抄家物资归还政策，孙家取回了当年孙鼎珍藏的文物。孙太太景俊士于1979年1月31日写了《捐献书》，决定将孙鼎的全部藏品，铜器、钱币、书画、甲骨等多达1193件，捐献给上海博物馆。这次捐献中仅国家一级文物就有五百多件。
1997年，孙鼎之子孙伯起又将孙鼎留下的收藏品作了第三次捐献，包括《善斋吉金录》、《师匡藏泉》、《季木藏陶》等文物参考和鉴赏书籍共1218册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孙伯起认为自己和他的子女都不是从事文物研究工作的，这些藏书长期搁置家中不能充分利用，非常可惜。因此，他将这些书籍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图书馆，让父亲珍藏的书籍继续发挥作用，这也实现了孙鼎的遗愿。
孙家有两张褒奖状，一张是20世纪50年代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沈雁冰(茅盾)部长颁发的褒奖状，另一张是1979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颁发的褒奖状。孙鼎、景俊士及孙伯起，一家三人，捐献了大量的国宝级文物，真可谓是爱国的一家人!
罗伯昭、戴葆庭等七家题跋孙鼎旧藏《泉拓集珍》
万千身价一张纸
1991年秋，马传德同国后特地去威海路拜访孙太太景俊士。那一天，孙太太独自坐在沙发上，她看到马传德后非常高兴，两人聊得很多。她讲到孙鼎当年为了喜爱的钱币、青铜器等不惜重金购买珍藏的一些情况，她说现在都已经捐给国家了。其间她突然问：“传德，孙家伯伯捐的那些钱币应该值几百万元吧？"马传德说：“不止，何止上千万元！"她笑了笑，并用手指着身后墙上一张奖状，说：“孙家伯伯捐献了那么多东西，就是得到了这张纸……”
第二天，马传德去上海博物馆，见到陈佩芬副馆长，将孙太太现在生活条件不太好、比较困苦的情况向她反映。后来据陈佩芬说，她将马传德反映的情况立即转达给马承源馆长。上海博物馆马上送去30000元，却被景俊士谢绝了。之后，上海博物馆打算给孙太太买一个电动按摩椅，又一次被她婉拒了。
后来，由于上海博物馆有一条规定，凡是曾向博物饰捐献过文物的家庭，必须给他们每家每户安装一台空调。在这样的情况下，孙太太终于答应了。
参考资料
马传德《钱币界名人逸事》
文舟《孙鼎先生二三事》
丁蘖《孙鼎身系靖康通宝》
朱浒《从江口沉银谈大西国钱币：“西王赏功钱”何以如此珍贵？》
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