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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那些早年流失的中国文物，在欧美相关博物馆成为各国观众的所爱。尽管很少有人知道它们颠沛流离的悲惨经历，但在圆明园、龙门石窟、昭陵、敦煌等地，那些文物被掠夺留下的痕迹至今仍清晰可见。当无数中国人远渡重洋，奔波万里，为了看看本国的“传家宝”在异国的博物馆前排长队时，谁的心中不会涌起一股莫名的心酸呢？这些中国文物是如何流出去的？在国外的保护现状又是如何？面对入藏海外博物馆中的中国流失文物，是否还有追还的可能？这都需要我们从法律、道德和历史视角，对掠夺者和自身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追问。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文物流失海外的“幕后操盘手”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余件；其中，大部分中国文物被收藏在欧美博物馆中。它们属于非法掠夺、流失，还是正常交易、合法离境？不言而喻，其中更多是由于历史等多方面原因而模糊不清，加之各国为自身利益各抒已见，文物离开原属国的方式难以定性；因此，文物返还的问题就无从下结论。
回顾中国文物流失的历史，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方式：
战争抢掠
通过战争掠夺文物主要有三次，即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二战中的日本侵华战争。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占据了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并在园内大肆抢劫，火烧圆明园的同时，大量文物被劫持窃走，最终运回英法本国。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京城的故宫、颐和园、圆明园、官衙、寺庙大肆抢掠，致使《永乐大典》等文物散失，难以计数的铜器、玉器、金佛被劫。
1937年至1945年，日本军队攻入中国，占领中国大片领土。期间，军中士兵及随军来华不同背景的人士，从中国带走大量文物。瓷器、玉器、青铜器、绘画、书法、雕塑、漆器、丝织品均在其列。各地图书馆所藏古籍，“北京人”头盖骨遭日本抢夺。
搜集代理人
欧美国家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基金会和私人收藏家通过代理人到中国搜集文物这是中国文物流失海外海外的整个运作链条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外国人在中国民间搜集文物，低价收购。利用原藏者家道中落，经济困难，政府保护又无暇顾及，通过收藏家后人低价购得。
例如，日本静嘉堂文库在1907年就以10万元的低价购得陆氏皕宋楼藏善本古籍15万卷，其中宋版书124部，元版书116部，是20世纪我国最大的一次善本古籍外流。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道士王圆箓在敦煌发现了著名的“藏经洞”。为大英博物馆工作的学者和考古学家斯坦因是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之后的第七年(1907)来到敦煌莫高窟的，据卡尔·梅耶、谢林·布莱尔·布里萨克所著《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一书中写道：“他从道士王圆箓手里购买了6500件敦煌文书，纸质绘画和绢画（总计12货箱，包括世界上最早、有具体日期的印刷书籍《金刚经》，费用是130英镑，约合650美元）。”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更是亲自挑选藏经洞中的文物，获得了大量价值极高的精品文物。
1924年，近代美国著名的探险家、考古学者，曾任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的华尔纳来到敦煌，剥离莫高窟唐代壁画精品10余幅，并盗走第328窟彩塑供养菩萨像等。“（石窟壁画）比我所见过的任何绘画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他在回忆录《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如此形容当时的心情。他决定要把壁画带回美国，华尔纳给了当时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一些礼物之后，王道士同意他揭取壁画，后来华尔纳又以七十两银子的价钱从王道士处得到了第328窟盛唐的精美彩塑供养菩萨像一尊——现存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由于他在揭取壁画时采取的方式极其简单、原始、拙劣而粗暴，导致壁画受到很严重的摧残。
古董巨商——卢芹斋
在私人藏家和博物馆收藏中国艺术品的过程中，卢芹斋、山中定次郎等人扮演了重要角色，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就是经卢芹斋之手被卖到美国。如今，人们可以在美国宾州大学博物馆看到它们。
业内专家表示：“卢芹斋收藏了很多青铜器、佛造像，这其中很多是偷盗的。当时，北京琉璃厂古玩店的东西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卢芹斋之手流失到美国。经他之手的假东西很少，所以欧美藏家很认可他。”
为了在西方拓展生意渠道，卢芹斋先从“启蒙”做起，对西方买家进行文物鉴赏力的教育。这在法国汉学家、文博专家罗拉著的《卢芹斋传》里有记录：“20世纪初的时候，除了洛克菲勒家族和弗里兰等几大藏家外，美国公众对中国艺术一无所知。那时，西方的艺术史研究还鲜有问津中国艺术领域，很少有对中国艺术史表现出对欧洲艺术同样的热情。大众对中国艺术的认知与了解仅局限于十八九世纪进口的一些中国瓷器，而对大型雕塑、壁画、古玉器和青铜器则知者寥寥。卢芹斋并没有为了硬销而试图改变西方受众的审美趣味，而是想方设法让这些来自遥远东方的古董也能迎合西方的审美，从而让西方受众对他们产生亲切感。在当时‘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艺术史框架中，卢芹斋成功地注入了中国艺术的内容。这一点也再次体现了卢芹斋的精明之处。”此后，卢芹斋不断从国内收购文物艺术品，倒卖到西方，其中很多艺术品进入了博物馆收藏系统。
合法买卖及移民携带（以张大千为例）
精于书画鉴赏，因坐拥“富可敌国”的古书画收藏而闻名于世的张大千与海外文物流散也有很大关系。
台湾资深记者黄天才著述的《张大千的后半生》记录了有关张大千珍藏六大国宝名迹的来龙去脉。专家讲道：“黄天才曾任台湾《中央日报》驻日特派员、社长、中央社社长，驻日采访长达24年之久，期间与张大千结识。张大千晚年定居台北摩耶精舍后，在日事务多交由黄天才打理。因此，他对张大千经手的文物很是了解，很多事情是经张大千之口讲述给黄天才的，内容较为详实。”这6件国宝名迹包括：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的《潇湘图》（两件皆藏故宫博物院），王羲之的《行穰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黄庭坚的《经伏波神祠诗书卷》（日本永青文库藏），《苏东坡书维摩赞卷》（经张大千购入后，去向不明），董源的《溪岸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其中，王羲之的《行穰帖》为纸本墨迹，纵24.4厘米，横8.9厘米，是唐双钩廓填本。两行十五字：“足下行穰，九人还示应决不？大都当任。”董其昌对此甚为赞叹，跋云：“然观其行笔苍劲，兼籒篆之奇踪。唐以后虞、褚诸名家，视之远愧，真希代之宝也。”此作品几经流转，经历甚为坎坷。
《张大千的后半生》中有介绍，此作由好友高领梅帮其在香港购得入藏大风堂。但好景不长，张大千从巴西搬往美国，急需资金便将其售卖，但买主是谁，却各说各话。台北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庄严在《自由谈》杂志上撰文道：“今日想起王右军存世最煊赫的名迹之一《行穰帖》，与赵吴兴楷书《吴兴妙严寺记》两件，也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想到的时候，心中超多感概。”再次是，王家诚在所著《画坛奇才张大千》书中提到《行穰帖》有谓：“此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北京，两人所说不一，不知所从。最后，傅申在撰写的《海外收藏及研究中国书法小史》一文中提到《行穰帖》易主的经过：“在1970年前后，经普林斯顿大学方闻教授之介，从藏家无名氏收得王羲之《行穰帖》及宋元历代名迹。”而藏家无名氏后查证为John B.Elliott，由其捐给了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因此，王家诚所说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件作品，据专家讲是伪作，当时宫中贝勒使用调包计拿走了这件作品，伪作留在了宫中。2018年12月，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就借出了镇馆之宝——东晋王羲之的《行穰帖》。
除张大千之外，王己千、王方宇、顾洛阜、李国超、刘骧业等人都和海外文物的聚散有着紧密的联系。
赏赐捐赠
王羲之的《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早在唐朝时传入日本，一直为日本皇室收藏，至今还保留有唐朝时装裱的形式。2006年3月，曾于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中日书法珍品展”上展出。苏轼的《黄州寒食帖》后有黄庭坚的题跋现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清末时流在民间，由满清贵族颜世清卖给日本藏家，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的王世杰追讨此件作品，最终购回带回台湾，晚年寄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非法”与“合法”难以裁定
上述几种文物流出方式、性质各不相同。通过战争抢劫、非法走私出境的文物，道德上属于非正义占有。中国作为文物流失国或可以保留追索权。但真正实施追索时还需拿出证据，证明某件或某批文物系通过战争或走私方式流出；否则，追索权同样没有意义。
对于中国追索特殊时期被掠文物的法律难点在哪里？《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的作者谢林·布里萨克表示，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国际文物才真正开始被保护。在这之前，它们是任人抢夺的。根据《公约》，在1970年以后进入美国的文物可能就得归还。所以，藏家和博物馆对此都特别留意，美国的拍卖公司也尽量征收1970年前进入美国的拍品。不过，这条《公约》不仅让藏家和博物馆“合法”拥有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时期掠夺的文物，也让从敦煌掠夺的文物“合法”了——它们都在1970年之前就离开了中国。如果要证明文物是被掠夺的，文物所在国政府必须核实其来源和流转过程。而这些记录，海外博物馆不一定会配合提供。
然而，移民携带、合法买卖、赏赐赠送这三种方式出境的文物，法律上我们无法追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