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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肯堂是晚明著名的儒医，他博学广识，不仅在医学上成就卓著，也在律法、佛学、书画等方面有所关注。其性情平和、宽诚待人，故与其志趣相投的好友甚多，如王锡爵、焦竑、韩世能、王世贞、董其昌、钱谦益、汤显祖、袁宏道、陈继儒等人。书画交游是王肯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著作中经常谈及韩世能、董其昌和一部分徽州鉴藏家。王肯堂在京为官时不仅可以和这些精英阶层密切接触，还观赏到了大量的内府珍藏和部分鉴藏家的藏品。这是他社会上书画品鉴能力提高的重要时段。是时，书画流通的频繁也促使王肯堂交往了一大批藏友，即使是辞官归田之后，他仍与故交有往来。
一王肯堂与韩世能
韩世能是苏州府长洲人，字存良，号敬堂。于隆庆二年(一五六八)考中进士，后通过庶吉士选拔入翰林院，授编修，官至礼部侍郎。他为人谦逊，不言人非，乐于结交朋友，朋友对他评价甚高。他对于书画又颇为钟爱，甚至浸染书画之癖。通过书画，他结交了一大批的好友，王肯堂即是其中一位。
《郁冈斋墨妙》篆书题签
王肯堂与董其昌等人在翰林院任职期间，韩世能是他们的馆师。韩氏非常器重学生王肯堂，对他评价甚高。在入选庶吉士的三年中，王肯堂阅读了大量的馆藏古籍，所谈之学囊括万殊，包含百家。韩世能每邀王肯堂到家长谈，于星历太乙壬遁等学，无所不究。韩世能叹曰：“惜子不遇赵文肃公，文肃公为馆师时日，孜孜为余辈苦口，如子所谈者无所不谈，惜吾辈素不谙习无所领解，三十年来仅见子耳。”在韩世能看来，王肯堂可谓学问广博，且勇于钻研，以查究竟。当时韩氏常患膈痛，遍访名医未愈，王肯堂为其诊断开药，曰：“夫劳饿而发，饱逸则止，知其虚也饮。”在书画交往方面，王肯堂《郁冈斋笔麈》记载大量与韩世能交往的史实。韩世能是王氏鉴藏生涯中影响最大的收藏家。
随着严嵩和张居正等权臣倒台，大量书画藏品流入民间，这刺激了京城地区的书画流通。韩世能趁势搜求了不少书画。韩世能藏品的另一来源就是朱希孝。张丑记录了这段史实：“朱希孝太保承袭累代之资，广求上古名笔，属有天幸，会折俸事起，颇获内府珍储，由是书画甲天下。而韩存良太史素号博雅，于朱公称石交。朱寻卒，书画悉归之太史。名物会合，信有数哉。”朱希孝死后，其藏品悉数归韩世能。韩世能收藏日益雄富，在那个时代能与其匹敌的鉴藏家并不多。张丑与韩世能关系密切，曾受其子之请，两次入韩府观赏府藏书画奇珍，并代为编目。张丑对在韩家所见的珍品作了详尽的记载，并编录成目，这便是书画史上著名的《南阳书画表》。该书所载上至魏晋，下到宋元，可谓件件价值连城。
张丑称：“维时韩存良宗伯，以妙年登读席，位帝师，爵元老，兴灭经绝，人文攸系。生平别无嗜好，绝意求田间馀事，奉薪所入，悉市宝章，晋、唐、宋、元之奇，所收不下数百本，多与名流品定甲乙。”王肯堂因和韩世能交往甚密，可遍观韩世能家藏。他谈及韩世能家藏称：“故宗伯韩敬堂先生多藏晋唐真迹，甚奇且富。盖从天府散在人间者，非人间有也。”
明 王肯堂 跋《黄庭经》之一
对于王肯堂的鉴赏能力，从一例可看出其赏鉴是得到韩世能肯定的。“韩先生出示一卷宋徽宗题云《展子虔春游图》，余谓是唐以人笔，先生不怿，问子何以知之，曰：子虔北齐人何得作唐衣冠，先生乃服，今《宣和画谱》中亦未载。”他通过所画人物身着唐人衣冠，鉴定非展子虔所画，乃出唐人笔，由此可见王肯堂鉴定的思路和广博的学问。通过梳理，我们把他们的交游分成三种情况：(一)韩世能携藏品到翰林院，教习督课之余，同学生一起品鉴把玩；(二)来往于韩府的赏鉴家和好事者甚多，王氏也是其中一位，他经常登门拜访，韩府一定程度上成了与好友观赏书画的博物馆；(三)借观现象，王肯堂曾借部分作品刻入《郁冈斋法帖》，但多是钩摹好的本子，韩世能对藏品甚为爱惜，不愿借原迹钩摹。下面就这几种情况一一列举。
韩世能经常将家中的藏品取出供学生们观赏品评，《文姬归汉图》上有韩世能一段跋文，详细记载当时的情景：“余每携至公署，教习督课之馀，常批玩之。时同观者，门人陶望龄、焦竑、王肯堂、刘曰宁，为余和墨作字者黄辉，焚香从事者董其昌，执笔者世能也。时万历辛卯(一五九一)十月十五日。”由此可见，韩世能经常将藏品带到翰林院，闲暇之余品鉴书画。而且他们的鉴赏行为甚为端雅，有人研墨，有人焚香，韩世能执笔题跋。类似的情况，董其昌在跋《平复帖》时亦提及：“时为庶吉士，韩宗伯方为馆师，故时时得观名迹，品第甲乙。”当时的收藏家并没有将藏品秘不示人的观念，而是经常将藏品分享给同道好友，韩世能也不例外。这既可以鉴别真伪，又可以相互提高鉴赏水平，寻找一种欣赏过程中美的共鸣。
王肯堂多次被邀请到韩氏府上，“余为庶吉士时，先生为馆师，数款余斋中处。方择日，辄出书画以娱。余辄为竟日留，故赏玩最熟。”这里记载到，馆师韩世能多次邀请王肯堂到家中，王肯堂择吉日拜访，而赏玩书画即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董其昌与陈继儒关系密切，两人曾一起拜访过韩世能。“丁酉三月十五日，余与仲醇在吴门韩宗伯家。其子逢禧携示余颜书《自书告身》、徐季海书《朱巨川告》，即海岳《书史》所载，皆是双璧。又赵千里《三生图》、周文矩《文会图》、李龙眠《白莲社图》，唯顾恺之作右军家园景，直酒肆壁上物耳。”而陈继儒也是王肯堂有交往的朋友。
当然，韩世能也不是所有藏品都出借，如一些珍贵藏品便不随意借予他人。“余为庶常时，馆师韩宗伯出所藏《曹娥碑》真迹绢本示余。乃宋德寿殿题，元文宗命柯九思鉴定书画，赐以此卷。赵孟頫跋记其事甚详，且云：‘见此，如岳阳楼亲听仙人吹笛，可以权衡天下之书矣。’当时以馆师严重，不敢借摹。亦渝敝难摹，略可仿佛于非烟非雾间耳。因书曹娥碑识之。”对于此件藏品，韩世能特别爱惜，不愿借人，董其昌亦不敢借来临摹。
明 王肯堂 跋《黄庭经》之二
《郁冈斋笔麈》和《郁冈斋法帖》记载了一大部分题跋与韩世能的藏品有关。韩世能家藏黄素《黄庭经》，王肯堂对此评价甚高。韩世能就曾以油纸摹本相示，王肯堂遂摹而刻之。韩世能还藏有唐榻《戎路表》，甚为精彩，称：“与世传本绝不同，钟帖去真不远，无若此者也。”“余昔从先生求摹而不可得，先生殁，余从伯子银台君摹得之，因勒石，公诸世，且以为诸帖弁焉。”可见，韩世能虽然愿意拿出来与大家一块观摩，但出于对藏品珍惜和保护，并不愿意将原本出借。
韩氏于万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去世后，其收藏皆数传给儿子韩逢禧，而后藏品就慢慢散落了。韩逢禧曾携颜真卿《摩利支天经》给王肯堂看，而后此卷为吴康虞所得。“韩公子持以示予，恍然若见故人。乃欲余忍死题数语，岂以予言足为此卷重乎，予且愧死矣。”王肯堂曾于癸丑三月在韩氏家中见过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和两卷《摩利支天经》，而此时已物是人非。王肯堂念及韩氏，悲矣痛矣。
王肯堂与韩世能的交往，使得他能遍观韩府的收藏。他曾多次被邀请到韩府，这在《郁冈斋笔麈》中作详细的记载，虽然记载有时也是有选择性的。据张丑《南阳书画表》记载，韩世能收藏历代名家墨迹七十多件，魏晋时期的近二十件，大部分是王羲之的作品。其余包括唐、宋、元诸名家。在韩府看到的藏品中被王肯堂讨论的多是王羲之的书迹。可见他主张学习晋人，推崇晋法。
二王肯堂与董其昌的交游
钱谦益在谈及其生平好友时，尝将董其昌(玄宰)、王惟俭(损仲)、李日华(君实)三人并称，为忘年之交。“天启中，余再入长安，海内风流儒雅之士，为忘年折节之交者，则华亭董玄宰、祥符王损仲、嘉兴李君实三君子为最。”并夸赞三人：“玄宰词林宿素，以书画擅名一代，其为人萧疏散朗，见其眉宇者，以为晋宋闲人也。损仲博极群书。每徵一事送一难，信口训答，轩渠之意见于颜面，每过余必夜分乃去。君实落落穆穆，骤而即之，不见其有，可慕说徐，而扣其所有，则渟泓演迤愈出而愈不穷。”
明 王肯堂 跋《十七帖》之一
又称：“士大夫风流儒雅，好古博物者，祥符王损仲、云间董玄宰为最，君实书画亚于玄宰，博雅亚于损仲，而微兼二公之长。落落穆穆，韵度颓然，可谓名士矣。”在他看来，三人相比，王惟俭与董其昌以好古博物为最，而李日华虽书画不及董其昌，博雅不及王惟俭，但兼二公之长。
万历时，仕宦风气对王肯堂与董其昌等文人的仕途生活造成巨大影响。二人爱好虽较为接近，但为官的态度和方式却大为不同。
万历二十年，朝廷在与王肯堂同年的进士中选拔入职馆阁的成员，竞争甚为激烈。《万历野获编》载：“王宇泰(肯堂)为文肃至契，已居馆元。而董思白(其昌)名盖一时，不得见遗。唐完初(效纯)为荆川先生冢孙，乃父凝菴太常，又次辅新安第一高足，用全力图必得。则江南四府已用三八，万不能再加矣。”可见，董其昌和王肯堂皆跻身于候选者之列。时王锡爵主持馆选，王樵与王锡爵私交甚好，王肯堂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而王肯堂却无心于官场竞争，他致信父亲王樵，希望把名额让给他人。“吴人一时并留二人，恐当路难之，必须一人引避。”他不愿与好友董其昌竞争，打算将名额让出。王樵劝说：“但汝来言与董玄宰俱在应留之列，但合天下留此三人或四人，而吴人一时并留二人，恐当路难之，必须一人引避，以待两次补官，庶不相碍。此固有理，但汝馆元也将及三年，学有成效。内阁查平日考校，先后名次，重加考试，以定去留，又明例也。汝与玄宰论平日考校先后，则不相上下；论馆序，则汝是馆元。既到馆，则论馆中次序，岂论二甲三甲。汝以玄宰为二甲之首，而欲让之居先，恐无是理。”王樵认为儿子庶吉士读书三年，成绩卓著。并且已身居馆员，有足够的资格入选，从多个方面劝阻肯堂不该放弃。这年三月，王肯堂入选馆阁。
明 王肯堂 跋《十七帖》之二
董其昌和王肯堂仕途生涯类似，一生中大多数时间赋闲在家。但是由于二人的性格和为官方式的不同，使得两人在仕途生涯上不同。相比之下，王肯堂性格直率，没有像董其昌那样圆滑，反复出入于官场杂流之中——一觉政治风气不对，便辞官归隐；当时局稳定时，又买官再进入官场。
但二人在其他方面有同样的嗜好，如禅学佛理、书画鉴藏，这让二人可以交流往来。前文所载韩世能详细记录了万历十九年(一五九一)十月，与学生共赏《文姬归汉图》之雅事，时王肯堂和董其昌皆在场，一同赏鉴，品第甲乙。董其昌也在其文集中提及登韩府之门，借观大量书画名迹之事。
关于韩世能有时也不愿借藏品给董其昌，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这段记载甚为有趣：“董玄宰刻《戏鸿堂帖》今日盛行，但急于告成，不甚精工。若以真迹对校，不啻河汉。其中小楷，有韩宗伯家《黄庭内景》数行，近来宇内法书，当推此为第一。而《戏鸿》所刻，几并形似失之。予后晤韩胄君(即长子)诘其故，韩曰：‘董来借摹，予惧其不归也，信手对临百馀字以应之，并未曾双钩及过朱，不意其遽入石也。’因相与抚掌不已。”从韩世能这句话我们可以窥探出，董其昌为摹刻《戏鸿堂帖》多次想借观韩府名迹，但是韩氏爱惜藏品，又考虑的董氏人品，怕借观不还。于是随笔临之交于董其昌，但是董其昌却不分真假，收入帖中。
《郁冈斋笔麈》曾记载了王肯堂于翰林院为官时，有一古董商持一卷《澄清堂帖》给二人看的事：“余在翰林时，有骨董持一卷视董玄宰，玄宰绝叫，以为奇特，余告以吴江本，玄宰乃亟就王君求之，王君遂珍祕，不复肯出，无何王君物故，闻近亦归太仓王荆石先生。”董其昌见到该帖可谓惊喜，已经有购买之心。而王肯堂见过此帖，告知此乃“吴江本”，古董商得知此帖之珍贵，遂不肯出。万历丙戍(一五八六)九月，王肯堂到吴江时，曾得观《澄清堂帖》十馀卷，字画流动，笔意宛然。后万历二十五年秋，访王锡爵先生，“出以见示，则已亡失太半矣。玄宰钩数十行附《戏鸿堂帖》末，无复笔意，后跋以为贺鉴手摹南唐李氏所刻”。《澄清堂帖》传至王锡爵手中，已经亡佚。董其昌为了能长期观摩此帖，遂钩摹数十行附在《戏鸿堂帖》末，王肯堂严肃地批评《戏鸿堂帖》丢失了原帖的笔意。
《汉前将军关侯正阳门庙碑》篆额
万历十九年是王肯堂在京为官的第三年，焦竑、董其昌、王肯堂三人共做一件书事。翰林院修撰焦竑撰文，庶吉士董其昌书丹，检讨王肯堂篆额，共同书写了《汉前将军关侯正阳门庙碑》，立于正阳门瓮城关帝庙。“有董太史书焦太史所撰碑记，时称二绝。”时人专攻篆隶之人并不多见，而王肯堂好古，于篆隶书用功颇多，此事也能反应出时人对王氏篆书的肯定。
王肯堂曾收藏《长风帖》《贤室帖》《飞白帖》三帖，在史馆之时常与董其昌品鉴把玩。“昔在史馆，同年王检讨尝携此卷视予，解‘状谓’二字曰‘壮温’。检讨深於医理，其语当不谬，后有‘睿思东阁’小玺，盖宋时大内宝藏，虞氏天球也，来初学宪重还旧观。今日於名园展玩永日，大可消暑，当辟尘犀，诚为厚幸。”王肯堂解释“状谓”二字为“壮温”，董其昌认为有道理，并称此卷出于宋内府。董其昌这段跋文题于万历庚午六月(一六三〇)，此时王肯堂尘归于土。此卷有学者认为是米芾临本，王连起先生认为宋高宗临本，众说纷纭。
自王氏辞京官之后，书画交往就没有那样频繁了。《韵石斋笔谈》记载过董其昌过访郁冈斋之事：“董思翁于万历甲辰岁，游茅山，过访宇泰，批阅此图(《天池石壁图》)极其欣赏，以为烟云生动，林壑虚闲，诚笃论也。”董曾于万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作《仿黄公望天池石壁图》一卷。八年以后，游茅山时专程拜访故友，从王肯堂处见到黄公望的《天池石壁图》真迹。董其昌之山水得法于黄公望，能得观此图乃平生之愿。
明 王肯堂 跋《十七帖》之三
董、王二人年轻时就相识，且同好禅理，常讨论理。《因明入正理论集解》载万历乙酉(一五八五)仲秋与董其昌和紫柏大师讨论禅理之事：“余与董玄宰侍紫柏大师于金陵之摄山中，日相与纵谈无生，且谓枯坐默照为邪禅，非深泛教海不可。”
与王肯堂有书画交游的文人还有很多，王锡爵也是重要的一位。他与王氏家族的私交甚深，因收藏了《澄清堂帖》，前来观摩的人很多，王肯堂曾不止一次登门拜访，即是为了欣赏此帖。由此看来，书画鉴藏是生活遣兴的一部分。它作为文人的一种共同爱好，成为维系文人交往的一种纽带。王肯堂借此雅好在当时也成为上层交游纽带上重要的一环。
（本文作者任职于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