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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成侯鎏金方壶
朱昌言的家属捐赠的两件国宝级青铜重器入藏上海博物馆。它们中一件是造型罕见的商代晚期的兽面纹方觚;另一件是帮助刘邦打天下的重要军事将领郦商用过的信成侯鎏金方壶。其中商代晚期的兽面纹方觚，器型独特，弥补了上博收藏序列的空白;信成侯鎏金方壶，从器腹上所刻的“信成侯”三字铭文，可以判断其主人应该是刘邦的重要部将郦商，为研究西汉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证物。它们均来自香港已故收藏家朱昌言家属的慷慨捐赠，上博于5月上旬举办入藏仪式。
朱昌言，字嵩璠，1917年11月1日生于宁波镇海。斋名九如园、堂堂堂。“九如”二字语出《诗经》，如山、如阜、如陵、如岗、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松柏之荫、如南山之寿。“堂堂”乃做一堂堂正正的人之谓。堂名巧取，寓意深远，可见昌伯期许之高。朱伯母徐文楚夫人典型贤妻良母，育有三子一女，一冠、一统、一平、一心，婿边耀南君，我均稔熟。
昌伯雅爱文艺，收藏的领域也很多，字画粗略估计近千幅，其他诸如石器、家具、各类案头文房，都有搜罗。为人又极性情，经常任由经纪掮客朋友游说随手买下，所以家中越堆越多，进去犹如进了古董店。
昌伯家有一小花园，可谓别有洞天，占地五百余方，在香港少见。园中湖石林立，有嶙峋者、透漏者、崭嶻者，各有姿态。石桥横跨池面，流水潺潺，花木葱郁。假山上一亭翼然，亭中置石凳石桌，亭上匾额悬董玄宰书“九如”二字，两旁挂有对联“李商隐意本光明，曹子建文常敏疾”。亭后五棵参天长松，清旷雅逸。据昌伯说湖石、梅花及其他各种树木都是从江浙运来，尽显他对江南故土的怀念。
初相识昌伯时仅知他藏有不少青铜器，后他介绍我认识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及青铜器馆长陈佩芬，方知马、陈两馆长对昌伯的青铜器收藏影响至大。他们两位是青铜器鉴定权威人士，由他俩鉴定之物件可说无一不真，无一不精，昌伯有此两位专家好友参谋掌眼，兴趣及学识大增，沈湎其中，乐此不疲。
上世纪60年代初，先舅俞叔渊介绍他梅景书屋同门董慕节丈于先父母，我亦得以熟识。董伯富藏吴湖帆之书画，曾在他家中见吴氏仿古四屏，虽是小品，却是至精之作，且是其授董伯古人写画之法。另有《青山白云红树图》更是自家风格呕心之作。80年代中董伯告诉我他想为吴湖帆出画集，嘱我如见吴氏精品务必代为拍摄正片，以便收集出画集之用。我将此语告诉昌伯并问可有吴氏作品，他遂邀我前往他家，始惊见其藏吴氏作品之精之多，叹为观止，许为香港藏吴画第一也不为过。
昌伯收藏吴湖帆书画则是另一机缘，使他收藏书画集中于吴氏作品。朝夕相对，自然凭直觉即知真假。此乃鉴定第一条件。
上海南京西路287弄同福里住有两户人家，九号边宅，主人边继卿，是上海富商崇信纱厂老板边瑞馨的次子。边继卿有子耀南。九号对面为六号屋，主人是当时十大名中医之一方王鬲，字慎盫，1941年迁居同福里。方慎盫的父亲方玉兴清朝在成都为官，官至提督。官府旁为一中医馆，驻有名医黄石平，主要为方玉兴一家调理身体(1984年香港有部电影《神针》，内有名医黄石平，即此人)。方慎盫跟随这位名医亦学得一身精深医术，并在1952年荣膺《解放日报》十大名医之一。慎盫与湖帆由医生与病人关系渐渐成为好友，在搬进同福里前已是知交了，经常出入方家。据说楼上书房遂成为吴湖帆与周炼霞二人写画作词之处。
吴湖帆初期有鼻塞之病，得方慎盫以针灸治好，后又中风多次均被方治愈，至为感激，屡赠书画，既精且多。1948年方慎盫在上海宁波同乡会曾展览他所藏古董及吴湖帆书画，可见二公之交情。
方慎盫育有二子，正室生子名幼安，二房生子名善同。1984年，幼安儿子移民阿根廷，欲开餐馆创业。幼安为子筹钱，有意出售吴画。耀南遂向昌伯提及此事，昌伯一口答应买了一批。当时昌伯喜极，开始对吴之作品深入研究，有相当之认识。数年后，香港某君急须现款，欲出售手上吴湖帆之《万松金阙图》，昌伯此时对吴画之鉴定已有信心，毫不犹豫以九万港币购入归为堂堂堂藏品。在当时九万港币购吴画可说是一个高价，如非极喜欢吴画及对自己鉴定有信心，岂能出此价。后来方家在阿根廷之饭店亏本，幼安最后以一万美金将黄妃塔出土之经卷也归堂堂堂。
昌伯对吴湖帆丈之书画有偏好，而我则对张大千相对较喜欢。我俩相约如遇吴画当让他先选，如遇张画则我先选。我的太极老师、碑帖鉴定专家王壮弘藏有两扇面，一为吴湖帆雨竹，以元人笔意写出，水墨淋漓，至精;另一为赵之谦梅花，寒香数点。王先生对此两幅极为得意，号称梅竹双清，悬于崇善堂至久，后因急需出让易米，尽管我对吴之扇面心仪已久，终如前所约定，昌伯得吴我则得赵。又一次有人送来两幅，一为王雪涛花鸟，一为张大千早年工笔仕女，也不用讨论，张归我，王则归昌伯。昌伯并不欢喜王雪涛作品，随手拿去送人了。
梅景书屋出版过一套《梅景画笈》，上下两册，每册各50幅，均为吴湖帆丈平生得意之作，是他众多画集中的精品。出版数量不多，十分罕见。我有上集，昌伯有下集，当年我要他让给我，他则要我让给他，两人各不相让。最后我用复印机各印一本，才使我二人都有了完整的一套《梅景画笈》!
昌伯寡言，不喜显耀其藏品，是位隐于市的藏家，在香港鲜有人知道他藏品如此之精。我因与他谈得投契，他大部分藏品我都拜读过。他若有新收到吴湖帆之精品，也会邀我一同品鉴，如果有印章在身亦会叫我打个鉴赏印以识眼缘。
“九如园”中有一片太湖石迭成的假山，假山旁边遍植从上海运来的菖蒲，我初以为野草，他笑我不识货。后来我与他一起去程十发家，见菖蒲开花，发老说此乃灵苗。昌伯为此请港沪两地名家以菖蒲为题作画于一本册页内，除上述诸长辈之外多了王己千及范甲二丈。昌伯亦嘱我补成尾页，可见他对我之厚爱。
昌伯在上海博物馆新馆建造时，与董慕节、顾小坤、陆宗霖及叶仲午合捐书法馆，又捐赠青铜器及石碑等。昌伯病重前曾对我说又想捐些钱，问我何处最好。我将此事告诉我朋友，他第一句就问是镇海人吗?我当时即奇怪他怎会知道。原来宁波人中，捐赠回乡以镇海人最多。昌伯乐善好施之心可见一斑。他除资助故乡镇海兴建学校之外，与上海博物馆则特别有缘分，相信主要是马、陈两馆长之缘故。
1994年，香港古玩市场悄然出现一批竹简，共有1200余枚，计达35000字，在已出土竹简中占有较大比重，记载的内容填补了先秦思想文化史上的很多空白。老馆长马承源决定立即抢救这批竹简，但苦于当时上博资金困难，后经昌伯牵头与上述四位朋友合资收购赠给上博。上海博物馆濮茅左著有《楚竹书<周易>研究》，书分上下两册，是研究战国楚竹简必读的书。这本书的数据就是来自这批出土的竹简。马承源曾说：“这批楚简的发现比造博物馆新馆的意义更重大。”可见其重要性。昌伯正是如此热爱中华文明，抢救文物回归，寻觅悠悠源头，追踪绵绵根脉。
昌伯曾介绍我一只青铜器精品，不厌其烦地向我解说其高妙之处，我因不感兴趣，也忘是什么，好像是30厘米左右高，方形的尊。只听他说上博也没有如此精彩之作。他答应马馆长，把玩三年后赠给上博，有没有成事就不知道了。有一次他又拿一只青铜器碗，碗底有一符号。我说这个破碗有何可贵。他说这是战国张仪家的器皿，这符号代表张仪家族。我听后莫知所谓，他见我非可造之才，也就放弃了教我认识青铜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