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书画收藏的“寓意”与“留意”

乾隆书画收藏的“寓意”与“留意”

——从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子明卷)谈起

宋代苏轼在《宝绘堂记》中云“君子可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提倡追求不为物所役使的自由精神，对“寓意”和“留意”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寓意于物”与“留意于物”的差别在于心神涉入的深浅程度，“寓意”是将心神暂时栖止于众多物类之中，“留意”则心神过于执着于众物而成痴成癖。古代的鉴藏家一般都把寓意作为追求鉴藏的一种境界。很多古人的书画著录也以“寓意”为名，例如明代都穆的《寓意编》、清代缪曰藻的《寓意录》等。

宋徽宗之后，乾隆是中国古代书画藏品最多的收藏家。那么，乾隆有没有谈及古人理想的“寓意于物”?乾隆怎样看待“寓意于物”呢?这一标准又是怎样影响了乾隆的书画收藏的呢?

乾隆的“寓意于物”

在收藏的绘画作品中，乾隆最喜爱的就是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子明卷)。本文的论述，以乾隆对这幅绘画的收藏伊始展开。

乾隆题跋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子明卷)之一、二

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冬，乾隆在此卷上题道：“乙丑(一七四五)夏，沈德潜进其所为诗、古文稿，几暇披阅，则跋黄子久《富春山居图》在焉，所记题跋、收藏始末甚详。是年冬，偶得黄子久《山居图》，笔墨苍古，的系真迹。而德潜文中所载沈、文、王、董、邹氏五跋，有董、邹而缺其三，且多孔谔一跋，以为《山居》与《富春》自两图也。然爱其溪壑天成，动我吟兴，乃有长言，亦命德潜和之，且询其较《富春》为何如。德潜之跋，以《富春山居》，归安氏为未得所，安氏不知也。越明年(一七四六)丙寅冬，安氏家中落，将出所藏古人旧迹，求售于人。持《富春山居》卷，并羲之《袁生帖》、苏轼《二赋》、韩幹《画马》、米友仁《潇湘》等图，共若干种，以示傅恒。傅恒曰：‘是物也，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将安用之。’居少间，恒举以告朕，朕谓：‘或者汝弗识耳。’试将以来，剪烛粗观，则居然黄子久《富春山居图》也……”

从题记中，我们知道：乾隆十年(一七四五)，沈德潜文集中的《富春山居图》，引起了乾隆的关注。随之乾隆看到了内府的《山居图》，但其上的题跋与沈德潜所记不一致，他询问沈德潜此图的情况并命沈德潜和诗，以为《山居图》(子明卷)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是两图。此后，在没有看到安岐收藏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之前，一直惦记着此卷。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春，乾隆在子明卷上题：“世传《富春山图》为黄公望生平杰作。此卷写山居风景……未识与《富春图》孰为先后。”

所以，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冬天，无用师卷进入了宫廷，乾隆在晚上就迫不及待地观赏，称“则居然黄子久《富春山居图》也”，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沈德潜称无用师卷是“画中兰亭”，从上面的题记可知，乾隆对此画也是十分留意，但唐太宗时萧翼赚兰亭的故事，并没有在乾隆时的文臣身上重演。

在乾隆收入子明卷和无用师卷之间，乾隆身边的不少词臣与安岐都有来往。被乾隆称为“五词臣之一”的张照是《石渠宝笈》初编的主要编纂者，他与安岐有着密切的往来。张照曾为安岐的藏品《董其昌山水方册》题外签，还曾接受过安岐馈赠之陆治《梅石水仙双鸠图》。乾隆的另外一个重要词臣钱陈群与安岐也有交往，称安岐“平生然诺重意气，米家书画陶家珍”。

不仅如此，不少安岐的藏品此前就成为了乾隆词臣的收藏。参与编写《石渠宝笈》的张若霭就收集到不少安岐的藏品，例如张若霭收藏到安岐所藏黄公望、徐贲所绘的《快雪时晴图》合装卷，在前隔水贴上了安岐的旧签，并在签上题：“甲子(一七四四)夏月得于安氏，价值三十五两，原签附存于此，晴岚记。”宫廷所收安岐的藏品—赵孟《临王羲之帖》卷、沈周画《春草秋花》卷也曾经张若霭收藏。

沈德潜称“《富春山居》归安氏，为未得所，安氏不知也”。在成书于乾隆七年(一七四二)的《墨缘汇观》中，安岐对此卷确实没有特别的关注，仅仅放在了书中《名画续录》中，介绍十分简略。

也就是说，乾隆和文臣根本不需要像唐太宗和萧翼骗取《兰亭》那样煞费苦心，十分轻易就能取得无用师卷。但是，乾隆并没有主动收集此卷，而是等到安岐家道中落后，由傅桓送入宫中时，才出钱购买。这是为什么呢?

乾隆题跋王羲之(传)《快雪时晴帖》(“三希堂”印)

乾隆所珍爱的《快雪时晴帖》和《富春山居图》(子明卷)，除了被乾隆多次题跋，它们的藏所也不同于一般的藏品。乾隆内府的书画藏品，主要的保存处所在乾清宫、御书房、养心殿、重华宫、宁寿宫等几处主要宫殿。《快雪时晴》被放置在养心殿西暖阁之“三希堂”。而《富春山居图》(子明卷)则贮藏在咸福宫后殿之“画禅室”。“三希堂”和“画禅室”这些书斋，都是因为收藏到书画藏品而专门命名的。研究者称此类书斋为乾隆皇帝的“特展室”，“特展室”中的藏品虽然数量少，但当时皆是被乾隆十分珍视的作品。这种类型的“特展室”还有“三友轩”“四美具”“春耦斋”“学诗堂”等。

从这些“特展室”的作品来看，乾隆都是收集到了某一类藏品，而命名书斋，并非刻意搜求而汇集到“特展室”之内。乾隆内府称为“四美”的是东晋顾恺之(传)《女史箴图》和北宋李公麟(传)《潇湘卧游图》《蜀川胜概图》《九歌图》，在晚明时为松江顾从义的收藏，曾经董其昌的品题。在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的夏天，乾隆看到了《潇湘卧游图》尾纸上董其昌那段有关“四名卷”的题跋，发现四名卷再次重聚一堂，皇帝仿三希堂之例，特将四卷置于紫禁城建福宫花园之静怡轩西室，颜其室曰“四美具”。一七四七年，乾隆仿董其昌建立了画禅室。在画禅室内《名画大观册》和《富春山居图》(子明卷)上，乾隆有相同的题跋：“唐王维《雪溪》、元黄公望《富春山居》二图，为千古名笔，皆董香光画禅室中藏物，题识墨迹犹存，今先后收入内府，爰于咸福宫西室什袭以藏，即仿香光之意，颜曰画禅。”其他“特展室”的藏品亦是如此。

乾隆题识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子明卷)

乾隆珍爱的很多绘画，在言明其来历时，乾隆都声称是“偶得”。例如子明卷乾隆题云：“是年冬，偶得黄子久《山居图》。”对于“特展室”的藏品，乾隆颇为自豪的就是这些藏品都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在乾隆内府“凑巧遇合”。

乾隆在《题三友轩》诗中称“天然同德声应随，寓意于物有奇遇”。乾隆题《李伯时蜀江图歌》：“乃今四美具一室，赏心乐事无伦比。寓意于物不留意，咄咄是吾乃所以。”在题跋韩滉《五牛图》时，乾隆再次强调“要惟寓意不留意，岂以罗致为贵耶”。他认为是自己“寓意于物”才有了“奇遇”，像“三友”“三希”“四美”《五牛图》这些珍宝才能被收入宫中。

乾隆刻有“寓意于物”印章，钤盖在大量的书画藏品上。乾隆也多次强调寓意而不留意。乾隆也声称：“要以取有益，寓意非玩物”。实际上，这也是乾隆身边的词臣，经常强调的鉴藏观。乾隆的五词臣之一—汪由敦在《恭跋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中云：“唯寓意于物而不为物役，斯无入而不自得焉。”他为张若霭的《蕴真阁图》题跋中称：“晴岚非留意于物者，故以斯语质之。”

与宋代的徽宗、高宗皇帝不同，尽管乾隆痴爱书画，笔者还没有看到他有征集书画的谕令。乾隆十分重视刻帖，但词臣建议征集快雪堂刻石时，乾隆并没有同意。对臣下的书画进贡，乾隆一般都不会全部接受。甚至对臣工进献的一些流传有绪的名品，乾隆也在品题后将其退还。譬如，清初收藏家王鸿绪的儿子王图炯将其父所藏的《赵孟十札》(现藏上海博物馆)上贡给皇帝，乾隆“题数语而还之”。乾隆在尽力做到他所谓的“寓意而不留意”。

乾隆题王羲之(传)《快雪时晴帖》尾纸诗句

乾隆在王羲之(传)《快雪时晴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尾纸题诗云“赚得兰亭萧翼能，无过玉匣伴昭陵。剩留快雪公天下，一脉而今见古朋”，他对萧翼赚《兰亭》和唐太宗殉葬《兰亭》颇不以为然，而对《快雪时晴帖》传至后世，公布天下而欣慰。

在乾隆即将去世前，他分别在最珍爱的作品—《快雪时晴帖》《富春山居图》(子明卷)的裱边题“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是在为自己的题跋做一个总结，又有着无奈与不舍。

而乾隆珍爱的“特展室”内的藏品，没有一幅随乾隆殉葬。乾隆曾经著录的十七卷《诗经图》，包括旧藏学诗堂的十四卷，还有嘉庆收到的《毛诗四篇》卷，只有被乾隆认为是仿作的《召南》卷在宣统之前已流出宫外，其余的都完好地保存在清宫内。“四美”在同治时，还存于宫内，“三友”则是到溥仪时才被携带出宫。“三希”中的王献之(款)《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也是在溥仪时才流出宫外。韩的《五牛图》流散出宫，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画禅室内的《大观册》《名画荟珍》等册页和米友仁《潇湘图》也是在清末时散佚，而江参《江山千里图》卷、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子明卷)、李唐《江山小景图》卷均一直藏在清宫，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那么，乾隆是否达到了他自己和词臣所推重的“寓意于物”的境界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