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
但凡谈到藏品，藏家们大都免不了兴致高亢，甚至“喋喋不休”。而李超对此却超乎寻常的淡定。说起收藏了20年的民国时期美术文献，他眼里流露出的并不是炙热的欣喜，而是冷静的思辨，用语严谨而又准确，三句话不离学术，好比在做着一场严肃的科研报告。李超笑言：“我好像不是在玩收藏，这些古籍出于保护的因素也不适合经常‘把玩’，我倒更像是在努力建设中国近现代美术文献的图书馆。这也是出于一种使命感。”
同样和别的藏家不同，一走进李超的家，放眼望去丝毫不见藏品的踪影。“都在这儿呐，”李超弯腰拉开结实的抽屉，笑道，“家里有孩子，这些珍贵的文献要藏好喽。”只见抽屉里井井有条地摆放着一叠叠文献资料，大都已经泛黄，有些书页甚至已经泛黑，然而每一本书、每一份文件都被小心地包裹起来，轻拿轻放。李超展示的头一本文献，是他最喜爱的《洋画指南》，该书堪称中国最早的西洋画教材之一，出版于1918年，作者为汪洋洋，正是比李叔同晚3年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油画的汪济川。该书为初学洋画者所着，可谓中国西洋画的启蒙教材之一，委实弥足珍贵。然而展示文献时虽万般小心，可在此过程中依然还有风化的书页碎片悄然落下，这让李超心疼不已：“个人保护这些专着十分不易。真期待这些中国近现代美术资源文献能得到更多重视，得到更专业的保护。”
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方面的专家，李超和这些美术文献史料结缘最初也是为了学术。1992年，他进入上海油画雕塑院工作，为写作《上海油画史》，发现好多资料不好找，有价值的文献往往不在图书馆里，于是开始“淘”起了旧书，一发而不可收。一开始，他搜寻的主要是在艺术家画册中找不到的图片，而那些旧书摊上的图录、美术书籍往往能带给他意想不到的惊喜。此外，期刊、报纸、画册、教材、广告等也是他关注的焦点。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进行，2005年后李超越发觉得很多非印刷类的文献资料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于是手稿、信笺、老照片等文物档案也落入了李超的收藏视野，他也自豪地表示，得到这些珍贵资料甚至可以带动整个课题组的工作。
而今，各大二手书店、网站依然是李超经常光顾的地方。去北京出差，他每次都会去“潘家园”旧书店逛逛；带学生出去考察，也总不忘在当地“铲铲地皮”，碰碰运气。“每次得知一份好资料的消息，往往就觉得牵肠挂肚。”李超坦言，“记得有一本1947年的《国立艺专复校纪念刊》十分珍贵，当时我正好有事没法赶去，于是就委托学生第一时间去把它‘抢’下来。所以，我要感谢我的学生们，他们时常协助我买到珍贵的文献。不过我买这些资料很多时候也是为了学生，有了一手资料他们作研究就更便捷了。”不过也有的时候虽然碰上了心仪的文献，但要把它买下来，还得花一番力气。李超指着桌上一本薄薄数页、一掌见方的《冷月画集》回忆道，“当时卖家不肯出手，后来我跟他聊了很久，很投缘，他觉得我真的对这方面感兴趣有研究，才同意卖的。”
对于辛苦积累起来的700多份中国近现代美术文献和500多份现当代美术古籍，李超颇感欣慰，特别当这些资料实现更大社会价值的时候，更有一种别样的成就感。比如去年，他所藏的有关留日画家的文献，包括陈抱一、倪贻德、丰子恺、郭沫若等名家的资料就被作为私人借展参与了在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举办的“日本近代绘画与中国”特展。
而李超挑选藏品的眼光也有几分另类。“我买文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版权页’，这好似一本书的身份证，必不可少，主要也是学术研究的要求。”他反复强调。其次，品相也是很重要的，“我一般要求‘8品’以上，也就是说页码比较完整，装订牢固，便于长久保管。”当然在这点上也有例外。李超说着拿出一本1929年出版的《女作家号》，这是一本研究民国时期女画家的书，书页已经微微泛黑，十分脆弱。李超特别指出，像此类书若是有折页，也绝不可将折角捋平，不然折角会直接掉落。但就是这样一本好似秋风落叶般的书还是被他果断买了下来，因为它太有研究价值了。再者，文献的纸品也是李超感兴趣的方面，比如有的文献用的是毛边纸，有的是铜版纸，拿在手里很有感觉，当然也更有研究的价值。除此之外，为了学术的需要，他在挑选文献时还会特地留意版次。“初版”、“再版”、“重版”，抑或“修订版”，短短几个字有时对李超而言经常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些在常人眼中不起眼的泛黄纸张，却见证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尤其是中国西画历史的发展足迹，对于当今梳理中国近现代美术资源，填补史料空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现在最让李超感到忧心的还是这批文献的保存。他在那些存放资料的抽屉、柜子里都放了樟木球，平时也定期把文献拿出来通通风、晒晒太阳，另外翻拍、扫描等抢救性工作也正在进行……
“再保存5年没有问题，但日子久了还真担心文献的完好度，”李超喃喃自语，“我其实是在替国家保护这批文物，真心希望类似的史料能够得到更加系统、更加专业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