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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君以二十年素描写生之努力，于西画写实之艺术已深入堂奥;今乃纵横其笔意以写国画，由巧而返于拙，乃能流露个性之真趣，表现自然之理趣。昔画家徐鼎尝自跋其画云：“有法归于无法，无法归于有法：乃为大成。”徐君现已趋向此大成之道。中国文艺不欲复兴则已;若欲复兴，则舍此道无他途矣。
——宗白华
1934年作《新生命活跃起来》，“甲戌岁阑，危亡益亟，愤气塞胸，写此自遣”;1938年作《负伤之狮》，“廿七岁始，国难孔亟，时与麟若先生同客重庆，相顾不怿，写此聊抒忧怀”;1938年赠别学生孙宗慰《雄师》，“适当我国与凶倭鏖战之际，前途艰巨。来日大难，愿持以坚毅，贯以精诚，天命何常，尽其在我，写赠纪念，惓惓莫己”;1942年《会师东京》，“会师东京。壬午之秋绘成初稿，翌年五月写成兹幅，易以母狮及诸雏居图之右。略抒积愤，虽未免言之过早，且喜其终须实现也”。
本幅《侧目》上，画家仅在题款中写下“廿七年七月抗日之际”，虽没有像其它《雄师》画作直接鲜明写出自己心情，但是更有一层寄寓，希望受赠人“卓庵先生”能够读到画中深意，民族危亡之际，需要尽快认清侵略者的意图，奋起抵抗，切不可抱有妥协幻想。本幅《侧目》上，画家仅在题款中写下“廿七年七月抗日之际”，虽没有像其它《雄师》画作直接鲜明写出自己心情，但是更有一层寄寓，希望受赠人“卓庵先生”能够读到画中深意，民族危亡之际，需要尽快认清侵略者的意图，奋起抵扣，切不可有抱有妥协幻想。
鄙性以好写动物，人乃漫以华新罗为比。其尤加誉者，则举郎世宁。齐人只知管晏，固莫可如何，实吾托兴、致力、造诣、自况，绝不与彼两家同也。民国初年，吾始见真狮虎象豹等野兽于马戏团，今上海新世界故址，当日一广场也，厥伏威猛，超越人类，向之所欣，大为激动，渐好摸拟。丁巳走京师，游万牲园，所豢无几，乃大失望。是时多见郎世宁之画，虽以南海之表彰，而私心不好之。旋旅欧洲，凡名都之动物园，靡不涉足流连。既居德京，以其囿之布置完善，饲狮虎时，且得入观。而其槛式作半圆形，俾人环睹，其动物奔腾坐卧之状，尤得伫视详览无遗。故手一册，日速写之，积稿殆千百纸，而以猛兽为特多。后返法京，未易此嗜，但便利殊逊。吾以写Liond’ Andnocles 曾赴Jardin des plantes 三月，未尝得一满意称心之稿也。平生于动物作家，最尊法人白理(Barye)，次则英人史皇(Swan)，其外则并世台吕埃莫(Deluezmoz)亦佳，皆写猛兽者也。
——徐悲鸿
本品于北京保利2019秋季拍卖会以3967.5万收槌。中国书画交流探讨关注scpm85陈老师。1934年作《雄师》及1935年作《雄师猛醒》，徐悲鸿均题写过一首五言诗“凛凛百兽尊，目中无余子。剧知有长蛇，瑟瑟暗中伺。高行何所畏，浩然气可恃。”将诗中意象直观呈现于画面之上，画家更多地是表达一种个人性的精神寄寓，尚没有流露出对时事的关心。随着时局的变化，抗战爆发之后，初期阶段战场的失利与胶着拉锯，徐悲鸿笔下的雄师加入了现实的直接关怀与深切寄寓。在徐悲鸿的心目中，雄师代表着力量，表达着他对时事的态度，尤其是30年代祖国遭受侵略危亡之际，他藉以寄寓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歌颂本民族的抵抗斗争，以此来抒发排遣心中积累的复杂心绪，担忧，愤慨、信心等交织在一起。
狮子是徐悲鸿喜画和善画的题材，早年间即好摹写，上世纪二十年代留学欧洲、长居柏林时，得以近距离观察和写生，他在《徐悲鸿自述》和《述学》中，反复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柏林之动物园，最利于美术家。猛兽之槛恒作半圆形，可三面而观。余性爱画狮，因值天气晴明，或上午无范人时，辄往写之。”“故手一册，日速写之，积稿殆千百纸。”其热忱与勤奋可以想见。“亦曾见憨笑，亦曾亲芳泽。亦曾闻悲啼，亦曾观舞跃”，迨为当日实录。除直接师法造化外，徐悲鸿的狮子造型也多有借鉴法国的浪漫主义雕塑家Antoine Louis Barye(1796-1875)作品，其雕塑《待猎之狮》、《狮子与蛇》等，对徐悲鸿创作产生很大影响。故徐悲鸿狮子结构之准确、造型之生动前所未有，是中西合璧的成功典范。
19世纪末，为了唤起国民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热情，清朝末期的革命者们广泛传播着“唤醒睡狮”这一说法。随着报刊、杂志等现代媒体的日益发展，“睡狮”、“醒狮”等说法逐渐扩散开来，成为民众心中的一般性“常识”。狮子之“醒”，既象征着率先觉醒的革命力量，又代表中国在现代世界当中的大国形象。这种包含着强烈象征意义的猛兽题材创作图示，潜移默化改变着中国人观察自然界的方式，后来抗战时期以狮子、老虎为题材的中国画大量进入到公众视野之时，民众们便能迅速捕捉到画面中所蕴含着的清晰的政治寓意。
雄师身躯占据画面的大半，侧身作势，蓄劲待发，瞠目直瞪，迥然有神，呈现出不怒自威之貌。以赭石设色，简洁爽快，结构精准，鬃毛随风飞扬，目光坚定，传递出一种果敢坚定的力量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长蛇仓皇逃逸缩进土中，虽张口发出嘶嘶声，但已有衰退之势。画面显示了正义与邪恶的势不两立，一方刚猛，一方消退。
1939年夏，徐悲鸿已到新加坡，他再画了一幅《侧目》，此件现藏于徐悲鸿纪念馆，尺幅大小与本作相近，画面更是极为相似，且落款处“再写，殊不称意”。时隔一年后，徐悲鸿重新画了一幅，画完后自己并不满意。或许，《侧目》画作中，让我们能够看到画家当年内心世界的真实变化，国难方殷，岌岌可危，画怒狮抒发忧国赤子情怀，观者理当共鸣动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