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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名、字、号都是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古之书画家非但有名，而且还有字和号，这在题款、印章和考证书画家生平及作品时都会涉及。所以研习与鉴赏书画有必要了解名、字、号的相关知识。
名，是人在社会生活中为了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而对各自的称呼。现在，人们都将名称作“名字”，其实在古代，“名”和“字”是两个概念。旧时凡有文化者，几乎都是既有“名”，又有“字”的。
中国人起名有很多说道，并且受政治、思想文化和风俗的制约，既有时代性，又有地域性。先秦时代，给人命名有五种方式：出生时上天的授意、出生时的祥瑞之事、出生后的相貌特征、身边的物品之名、与父亲相似的某些特点。命名有六条禁规：本国国名、本国官名、本国山川之名、疾病之名、畜牲之名、礼器之名。西汉时取二字名的较多，并受黄老之术的影响，不少人名中有祈寿的因素和企求丰收之意。东汉、三国时人名趋单名化。南北朝时复名字复兴，因佛教传入，还出现了以梵语取名的。唐宋明清取名出现了三个特点：一是复名的使用率越来越高;二是一些文人取名喜用“引曲齐贤”的方式;三是按族谱字辈取名广为流行。
近代以来，中国人尤其是文人、书画家在取名上更注重艺术性和文化味。概括起来，主要有明志趣、寄深情、表仰慕、取古言、摘诗词、示母爱六种形式。如郭沫若原名开贞，因对故乡山水寄以深情，遂将四川乐山的两条淋漓的古名沫水与若水合起来，取名为“沫若”。
字在很早就有。按周代礼制规定，孩子出生三个月，由父亲给他命名;男性20岁举行冠礼时取字，女性则在15岁举行笄礼时取字。就是说，当一个人成年之后，由长辈原来所命和多年来被长辈所称的“名”，就不便在社交场合呼来喊去，就得另取一个供平辈或晚辈可以称呼的新名了，这就是字。
先名而后字，字由名而孳生，故而古人取字一般都遵循“名字相应”的原则，即名与字之间要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这种“相应”的主要方式有：同义互训，如褚遂良字登善，良与善同义;反义相对如韩愈字退之，愈与退反义;同类相反，如孟轲字子舆，轲是舆上之物;原名变化，如杜牧之牧之、宋濂之景濂;古语话用，如钱谦益字受之，本《尚书》“谦受益”一语;追慕古人，如顾祖禹字景范，表示影像史学家范祖禹;名字相同，如司马道子字道子、王僧孺字僧孺。
字，发展到后来，除了有“相应”的之外，字与名毫无关联的逐渐多了起来。如近代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字广厦;现代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字任之。
号，亦称自号、别号，即于本人名、字以外，别取一个大号。取号的习俗大约始于魏晋，取号者多为文人。号与名、字相比，有如下差异：首先，名和字都是长老或尊者给自己起的，号则是自己起的。其次，名和字的取意要受到诸多限制，起号则无拘无束，可随意发挥，如五柳先生、秦淮寓客、青莲居士、兰陵笑笑生等。再次，名和字一般情况下是一个字或两个字，号则不限，可以是两个字、三个字，也可以是四个字以上。第四，名和字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标志，一般不常更动，少数有改变的，使用新的名和字后，就不再使用原来的名和字。而一个人的号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且可随意称呼，不受限制。如近代书画家吴昌硕，先后取号苦铁、老缶、大聋、一月安东令等数个。
古代和近代书画家的字、号别具一格，妙趣横生，含义精妙。他们取字取号多有原因，从字、号中颇能体现他们的性格、志趣、追求、抱负。
石涛中年时曾在京城生活三年，往来于名流权贵之间，目睹宫廷黑暗，官场腐败，使他心灰意冷。晚年，他定居扬州，意欲洗尽尘世纷扰，脱离名利场。他写信给八大山人，请他画《大涤草堂图》，信中云：济有冠有发之人，向上一齐涤，以示他的“大涤”之心，因此自号“大涤子”。
近代艺术大师黄宾虹，能书能画，名震遐迩，他名质，字朴存，又作朴人。他的故乡在安徽歙县西乡的潭渡村，有一座潭渡桥，桥的南端有一亭子，叫“浜虹亭”。为了寄托故乡之思，因而自号虹叟、虹庐、滨虹散人，因滨与宾常互用，又以“宾虹”行世。
齐白石81岁时自号九九翁，刘海粟有一别号叫“艺术叛徒”，这些都是既有趣味又有内涵的字、号。
最有意思的当属邓散木的别号，这位现代著名金石书画家原名铁，字纯铁，小名菊初，学名士杰，另有散木、粪翁、一足等别号，但使用最多的还是粪翁和散木。他为什么要立“粪翁”这么一个别出心裁的别号呢?原来邓铁在青年时代，因书法篆刻崛起上海文坛后，社会上出现了不少署名为“铁”的书法、篆刻冒牌货，他忍无可忍，决定立号“粪翁”以明于世，这一来果然再无人仿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