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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至50年代，卢芹斋白手起家，逐渐成为世界文物市场里“中国风”的幕后操作者和古董教父。他的成功经验是将中国艺术品板块从日本阴影下独立出来，使其在世界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他之前的文物市场，法国的贡古尔兄弟主推日本艺术，中国艺术在国际上地位不高；他则让世界开始了解真正的中国艺术精品，让出土文物和宫廷收藏品流向世界各地，与其竞争对手日本山中商会等相抗衡。随着其生意日隆的同时，是大量国内重要的文物走私流散海外，他在国内招致大量批评声音；且在文物买卖事业的鼎盛时期，却栽在谭敬的作伪集团手中，大大损失其名誉与信任度。而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文物走私和国际贸易中断，更使其国内文物来源断供，50年代初他不得不全部清货，结束生意。如今有关他的残存印象，仅留巴黎一座红楼和欧美博物馆藏品上标明的“C.T.Loo”标签，提醒人们这些展品都有一个共同来历，伴随而来的是人们对他毁誉参半的评价以及经他手流散海外国宝的归属问题。
卢芹斋
背景
西方收藏和研究的中国艺术品，自二十世纪初期开始。自世纪初直至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是国际研究中国艺术品的第一次高峰，也是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第一次热潮。这一时期，中国历代宫廷收藏精品大量流散民间，晚清民国考古出土涌现。同时国内的古董市场迎来了一个空前繁荣、交易活跃的时期，大量历朝历代的珍贵文物，皇家瑰宝云集于市，欧美、日本各国的收藏家、学者、文物商贩一时聚集在京城，纷纷抢购中国的文物珍宝并运往海外。虽造成中国境内出土文物不断外流，但也为西方研究中国艺术提供了丰富养料。通过西方收藏家、学者、市场三方面的不断交流，中国艺术研究与市场最终于20世纪后期逐渐成熟。所以要完整了解海外的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学术历程，首先要从经手文物流出的文物商开始。
卢芹斋的四个女儿
由于朝代更替，社会动荡，破落的皇亲贵族变卖家产，新兴的权贵、商人大肆收购，海外市场对中国艺术品的强劲需求，造成了历史上中国文物第一次大规模的转手流通。其中英国达维德、日本山中商会、法国卢芹斋、美国福开森皆为其中佼佼者。而卢芹斋及其卢吴公司凌驾众人之上，号称国际间中国文物市场的古董教父。
20世纪初，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尚十分粗浅，其印象被当时风靡欧洲的“日本风”的文物艺术品所掩盖。而卢芹斋凭借多年的鉴定经验，认识到中国古代艺术品的价值，他一度想引导欧洲人认识这些价值。他遵循市场的基本规律，以保证获利。在创立主要针对欧美的古董帝国即来远公司开办之初，他迎合欧洲人历来喜爱收藏瓷器的癖好，还提供青铜器、石雕、瓦器等文物。他暗通国内各地的代理商，在北京和上海建立公司分号，便利向国外发货。他在1918年开始经营美国分公司，迎合美国人的口味，改为买卖铜器、石器、陶器和佛教造像等门类。历经40余年，建立起一个以国内提供货源，倚靠民国政要为流通渠道，跨越欧美的世界性古董帝国。
古董帝国的兴起与倾颓
2012年，纽约佳士得拍卖行举行了名为“知识的追求：亚洲艺术品参考书(包括卢芹斋收藏艺术文献)”的专拍会，拍卖这位经销商收藏的一小部分研究资料。包括了中国皇室和欧洲及美国贵族的绘画、铜器、陶瓷、石雕和玉雕艺术品。这些文献还记录了许多古墓和庙宇。有人说这是卢芹斋在他的文物艺术品生涯中盗掘、盗窃过这些古墓和庙宇。接下来的几天里，纽约展出了卢芹斋的藏品。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行提供了他经手的铜器、陶瓷和玉质器皿。其后纽约大学举行了一场名为“古代的回音：响堂山佛教石窟寺”的展览，展览中有卢芹斋卖出的六世纪佛像和残片，它们都出土自中国北方的考古遗址。
卢芹斋藏中国古玉及青铜艺术品展览图录
关于卢芹斋的研究，海外因掌握其档案资料较系统，成果显着。如纽约大学有博士论文以藏于该处的档案为写作，文中主要涉及卢氏的美国业务。2007年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王伊悠(Wang Yiyou)博士也有博士论文：The Loouvre from China：A Critical Study of C.T.Loo and the Framing of Chinese Art。而卢氏早期业务的档案，一处在巴黎红楼，一处在北京图书馆。后者系当年没收北京古董商的档案资料。另有在上海博物馆的材料，系没收卢氏的主要合作伙伴的档案。收藏在巴黎红楼的档案经法国罗拉女士多年整理，在香港出版《卢芹斋传》一书。书中阐述了他作为国际知名文物商的坎坷一生，读起来颇有感慨。
卢芹斋的卢吴公司之所以成为当时最大的出口古玩公司，与“民国导师”张静江具有相当特殊的关系。兼以作为年轻门生的蒋介石对张静江视为恩公良师，所以，国民政府对于卢吴公司向海外贩运珍贵文物也就特别礼遇优待，常常睁只眼闭只眼，默认其走私。据有关部门调查，卢吴公司从国内运走的文物多达8000余件，而且均是珍品，有的品种国内已经无存。
经营中国最大的古董出口公司
除此之外，卢芹斋还擅于处理与国内外重要藏家和机构的关系。据研究确认，海派代表藏家之一的庞元济部分藏品经由卢芹斋流往海外。一部分流散到国内私人收藏家手中，一部分则流散到国外各公私收藏机构，其中以流入美国各大博物馆为多，如弗利尔美术馆、底特律美术馆、纳尔逊-艾金斯美术馆、克里夫兰美术馆等。展现出他与各大学、博物馆负责人的交往并非一般。
他的古董帝国致胜关键不仅包括国内广泛的人脉、敏感的国际行情与精明头脑，还要积极的参与各种展览活动，印刷各种精美典雅的图录画册供客户参考。如1934年和1935年，卢分别在巴黎和伦敦举办中国青铜和古玩展览以推广销路。他还趁1935-1936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为当时最大规模的中国文物海外展览)之时，不失时机的利用西方观众对中国热，趁热打铁加入自己公司的藏品。从参展各方借出的列表可以明显看出，参展单位出借藏品数量最多者除了中国外，要数卢吴公司最多。毫不夸张得说，他一家公司便冠绝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藏品数量，堪称富可敌国。
杨仁恺先生在其《国宝沉浮录—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列举数件与卢芹斋有染的国宝：如宋人摹本《八公像图》、宋李公麟的《华岩变相图》和《列仙图》、南宋米友仁的《云山图》、元初钱舜举的《王羲之观鹅图》、元赵雍临李公麟《五马图》等。这些名作在西方人眼里，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载体。如果要追踪一百多年前“卢芹斋们”所造成的国宝流失及聚散状况，最直观的材料是有关他的家族档案、公司信件账目、拍卖记录、藏品图录等。在卢芹斋尽力掩盖他直接参与文物买卖事实之下，这些明确史料仍能清晰重现这位神秘商人的生涯。
来远公司、卢吴公司的拍卖帐单是最直接的原始记录。一般在帐单上都标明日期、编号、件数、品名、买入价、卖出价，一目了然。比如，在一份长达77页的帐目上，首页即列出“钱选花鸟”等28种拍品，全册所收古物的总成交价达235312.30法郎。又，1913年l月21日伦敦拍卖帐目记录了这桩以古瓷器为主的买卖，末尾特地以中文写明“毛利”10339.40法郎。只是这些帐目中的名称一项写得十分粗率，如“钱选花鸟”一种，因钱选所作花鸟画不少，很难确定是哪一幅，所以对流散在外的文物书画作查证尚有不少困难。但对于某些知名度很高的文物而言，则证据确凿。如现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唐昭陵六骏之“飒露紫”、“拳毛驯”，有资料表明系卢芹斋“购办”的结果。通过这些泛黄了的旧资料，可以弄清一部分流散文物的来龙去脉，对此，每位真正的中国人都有着切肤之痛。
卢芹斋通过出版自己的展出画册来笼络客户，还帮助这些客户出版他们收藏品的图录。这些书籍既包括绘画、青铜器、陶瓷、石雕和玉器这些曾经属于中国君王或者欧美贵胄拥有的宝物，还包括记录当时尚存于世的墓室和庙宇艺术品，其中一些是因为卢芹斋生意失败而遭受破坏，甚至洗劫一空的。现在，这些当年出版的画册都成了拍卖市场上的抢手货。其中卢芹斋1940 年在美国举办“中国石雕展”时出版的展览图录，刊印了当时展出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巩县石窟、天龙山和响堂山五大石窟的重要作品及历代佛像精品。书中刊印的一些作品，至今下落不明。该套图录估价仅为 500-800 美元，最终以 5.62 万美元成交。
这些早期的古董图录，其藏品品类之全，质量之高，绝不逊色于国内一流博物馆的规模。卢芹斋系海外许多着名博物馆、美术馆及私人收藏家的长期重要供货商，中国历代雕刻(尤其佛教造像)系该公司主营品种之一，为其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手的石雕名品，如出自云冈、龙门、巩县、天龙山、响堂山五大名窟的杰作以及石窟以外的历代佛像精品(另含少量陵墓雕刻及其他世俗作品)，无疑对于古代雕塑史研究殊具参考价值。
古董教父的野望
一般的考古学和术艺史研究者会关注他的文物贩卖经过以及国际间文物法律、伦理等方面的史料，但对卢芹斋之于改变国际范围内中国文物和艺术印象的客观影响，以及他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却付之阙如，只有在对20世纪初国际艺术市场的行情把握基础上，方能对此有所深入了解。
在卢芹斋之前，世界艺术市场中的东亚艺术还是以日本作品为主要代表。归纳而言，法国19世纪中后期的远东艺术古董商家几乎皆同时代理中国与日本的文物，之间并未有明确的区别。而其中中日两国文物数量的消长，正反映出日本主义的风行与式微。20世纪初，原本被日本文物买卖掩盖风采的中国艺术再度受到重视。极少数原本坚持中国文物的古董商如朗威尔夫人(Mme.Langweil)成为唯一跨越19与20世纪者。新一辈的古董商如查尔?维涅(Charles Vignier)、保罗?马隆(PaulMallon)、卢芹斋(Cheng-Tsai Loo)等人则多以中国艺术为主，也显示出19世纪后期的中国艺术市场发展之承先启后地位。
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文物商来说，他要在西方艺术市场中立足，只有树立起公司的品牌，开拓艺术品的种类，掌握国内文物的货源；最重要的是，在日本主义掩盖之下单独提炼出“中国货”的价值并让收藏界真正认识到其艺术成就，才能将其生意发展下去。终其一生，他确实实现了这个目的。使得中国文物宝藏漂洋过海，送到了收藏家和观众的面前。从国外主顾的角度看，他确实是一位极好的供应商，使其免去了很多出入关的麻烦，是个名副其实的文物买办。但为人所痛恨的是国宝的大量流失与破坏，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昭陵六骏、天龙山石窟佛雕。招致身后的骂名。
身后评价：两幅画像，两面人生
对于卢芹斋一生的评价，可借用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一句话：“综清末民初鉴藏家，其时其境，与项子京、高士奇、安仪周、梁清标不同。彼则楚弓楚得，此则更有外邦之剽夺。亦有因而流出者，亦有得以保存者，则此时之书画鉴世故家，功罪各半矣。”
在卢芹斋纵横40余年的文物商生涯中，他从立足欧洲市场开始到开拓新兴的美国市场，从单个收藏家到博物馆机构收藏，将原来西方单一的中国瓷器拓展到佛教雕像、石刻、青铜器、玉器、书画等门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卢芹斋虽在无意中为中国雕刻开拓出崭新的国际艺术市场，却也同时让佛像浩劫随之而来，集中国历代佛教造像艺术精萃的石窟名品，惨遭万劫不复的毁灭性破坏。山西太原晋祠后山上的无头石窟，佛像处处身首异处，惨不忍睹，文物沧桑，莫过于此。当时时局动荡，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从罗拉《卢芹斋》中透露的自述材料看，晚年的卢芹斋对本身的一生是矛盾的。他承认本身使不少国宝流掉海外，又为这些国宝避免了战乱起到了保护而感到幸运。对于国内的指责，卢芹斋认为许多国宝名品，终熬不过民国前后四十午的盗凿贩售，散佚海外；身为举足轻重的古董商，开拓出佛像的国际艺术市场，他的内心充满愧疚。《卢芹斋传》中他以感性的口吻，辩护自己不是历史罪人，因为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与其勉强把佛像留在中国，沦为有价的商品筹码，再遭盗劫破坏，不如妥善保管于国外的博物馆，充当活的文化大使，让更多世人认知欣赏中国古代造像的艺术美学。这种充满矛盾的原罪辩驳，当然不能为他洗脱“卖国贼”的罪名。当年与他有买卖关系的知名博物馆也被这种不光彩的跨国贸易笼上一层阴影。可是，世界级的博物馆收藏系统的建立过程中，又有谁是纯粹干净的呢？
他是否是真正的收藏家？收藏家不会轻易出手真心喜欢把玩许久的藏品。
20世纪初期促使中国文物走向世界各地的幕后推手：文物商、收藏家，对老外们做了文化基础教育和普及工作的，在让他们对东方文化顶礼膜拜之处，也算是有所成就。只有通过国际文物买卖，别国的珍宝才能进入到其自身的博物馆体系中，从而为学术研究提供实物研究的基础条件。这是谁都不能否定的事实。
晚年，虽然据说他曾向上海的文物管理部门捐赠其藏品，但无论从身份还是个人感情，他感觉回归故土都是无望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