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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故宫博物院收到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大礼：着名收藏家张伯驹及其夫人潘素将其30年所收藏的珍品——包括陆机的山水画《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 诗》、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草书》等八幅书法，无偿捐献出来。“稀世之宝”、“价值连城”这样的词汇，在张伯驹捐献的作品面前，一下子有了实实在在的意义。“这几样东西父亲随便留给我们一件，就够我们几代人吃不完的，那不可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啊!”张伯驹与潘素唯一的女儿张传彩笑眯眯地说。 “很多人不理解父亲，把好大一座房子卖了，换了一个帖子，再把这个帖子捐出去，到底为的是什么?但我能理解他，我真的能理解他。”
《游春图》
王世襄没想到张伯驹让他把《平复帖》拿回家研究
1898年，一个叫张家骐的男孩出生于河南项城，他是张锦芳的长子。因为兄长张镇芳没有男孩，张家骐被过继给大伯张镇芳，他便是后来闻名一时的张伯驹。张镇芳曾出任晚清最大的盐官——长芦盐运使，以擅长理财出名。张镇芳创办的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盐业银行，成为当时四大银行之一。
张家的显赫与袁世凯密不可分。“张家与袁世凯都是河南项城人，袁世凯的嫂子是张家的姐妹。”张传彩说。据与张伯驹有世交之谊的孙曜东老先生介绍，张伯驹与袁克文、袁克定等自小在一起厮混。张伯驹虽然在政治上不赞同袁克定，说他是“赖家伙”，但在袁家潦倒后，他一直接济袁克定，直到1958年袁克定在张伯驹家去世。
“爷爷为父亲设计的路在军界、政界或商界发展。但父亲偏偏对这些丝毫不感兴趣。”张伯驹虽然按照家庭意愿，学成于袁世凯兼任团长的“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团”，但军阀混战以及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反而使张伯驹有了远离这一切的决心。张伯驹后来在盐业银行挂了一个总稽核的空名，整日埋头于他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张伯驹与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溥仪的族弟溥侗被人并称为“民国四大公子”。
张伯驹似乎是注定为收藏而生的。收藏有两大要件：一为财，二为才。前者自不必提，至于后者，天生聪慧的张伯驹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曾在友人家里偶翻一书，过若干天后，还能将其中诗句背诵下来。
有人曾经描写他所见到的张伯驹，面庞白皙，身材颀长，肃立在那里，平静如水，清淡如云，举手投足间，不沾一丝一毫烟火气。张伯驹所经历的生活，被人形 容为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圈。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 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但对看中的文物，张伯驹却是一掷千金。 “那时很多字画商人都喜欢和他打交道，因为人家开出的价，他从来不还。”张传彩说。
对于张伯驹散淡的个性，着名红学家周汝昌曾有很传神的描述：“我到了张先生那里，去熟了以后，我不理张先生，张先生也不理我，我要回花鸟画学校了，我也不告辞，我出了门就走， 摆脱俗念，我们那个关系没人理解。”
1945年，王世襄与张伯驹结交。王世襄一直想研究《平复帖》，但想到东西太珍贵了，他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在张家看上一两次。
“没想到我一说，他就说：‘你拿回家看去。’这下倒给我添了负担了……到家之后，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床头，白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 袱的《平复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门，回来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光线好而无日晒处， 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洗净手，戴上白手套，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王世襄回忆自己拿到这幅“稀世之宝”时的心情。“《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一时顿觉轻松愉快，如释重负。”
张伯驹宁愿自己被“撕票”也不肯卖字画
“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 流入外国。”张伯驹曾发自肺腑地说。在那个年代，张伯驹试图以一己之力阻止珍贵文物外流，显得尤为悲壮。《平复帖》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
张伯驹最早是在湖北的一次赈灾书画会上见到《平复帖》的，当时归溥儒(溥心畲)所有。溥儒是道光皇帝的曾孙，恭亲王奕 之孙。溥儒在1936年将所藏的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卷》卖予他人，后流于海外。这件事让张伯驹久久不能释怀。张伯驹深恐《平复帖》蹈此覆辙，因此委托琉 璃厂的一位老板向溥儒请求出售。但溥儒索价20万元，张伯驹力不能胜而未果。第二年又请张大千向溥儒求购，同样在20万的要价前止步。
一直对此念念不忘的张伯驹后偶然得知溥儒丧母，急需钱财发丧，经藏书家傅沅叔斡旋，以四万元购得。张伯驹后来得知，另一位字画商听说此事后，想拿到此帖卖给日本人，出价便是20万。庆幸的是，《平复帖》已在张伯驹手里。
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架者正是张伯驹。“我父亲每个月都要到上海分行去开会，一早飞机下来以后，我们的车去接父亲。”像往常一样，一辆汽车开在前面，张伯驹乘坐的那辆车跟在后面。谁知一进胡同口，张伯驹很快被一辆黑色小汽车上下来的人带走。
绑架者的身份和底细也很快成了上海滩公开的秘密——他们是汪伪特工总部的“76号”特务组织，他们向张伯驹夫人潘素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
绑架者明显是冲着张伯驹的钱财来的，但张家的钱其实大部分都变成了那些珍贵的花鸟画。“我父亲的叔叔跟我母亲到处借钱，因为家里没有钱，他们的钱都买了 字画。”张传彩回忆，最简单可行的办法是变卖字画，拿钱赎人。潘素后来设法去看了张伯驹一次，丈夫却偷偷告诉她，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那幅《平复帖》。
“父亲说：‘这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这个字画要留下来。’他还说：‘不要以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不出去。’”如是僵持了近八个月，张伯驹宁可冒着随时被“撕票”的危险，也始终不肯答应变卖藏品。直到绑匪妥协，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潘素与张家人多方筹借，才将张伯驹救出。
张伯驹很快离开上海，取道南京、河南来到西安，潘素将年幼的张传彩托给西安的一位友人，自己一人先回北京。后来的几年里，张传彩只记得父母亲一次次往 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候北京已经沦陷，母亲潘素为了不让《平复帖》等国宝级的字画出任何意外，将它们偷偷缝在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地带出北京。
220两黄金变卖豪宅，只为一幅《游春图》
张伯驹与《游春图》，是另一段佳话。1946年，北平古玩界传出消息：琉璃厂一位叫马霁川的老板为一幅古画寻找买主，这幅古画正是《游春图》。张伯驹决心买下此画。
琉璃厂墨宝斋掌柜马保山回忆，马霁川索价800两黄金，“因马要价太高，先生不便再谈，于是转而请我从中周旋”。经马保山斡旋，终于以220两黄金谈定。
但那个时候这个数字对张伯驹来说已显吃力。十几年里，他手里的钱几乎都买了古书古画。此前，他刚以110两黄金收购了范仲淹的《道服赞》。当年一掷千金的富公子，连几十两金子都拿不出来了。
那时候，张伯驹一家住在弓弦胡同一处宅院，当年的那座豪宅占地15亩，富丽无比，在张伯驹住进来之前，它的主人是晚清大太监李莲英。追求雅致生活的张伯驹十分喜爱这个院子，但为了购买《游春图》，变卖了这处住宅。
成交之日，卖方找人来鉴定黄金成色，商人说金子成色不好，要240两，就又加了20两。但是他对张伯驹的女婿楼宇栋说：“你老岳父财力确实是不行了， 最后那20两拿不出来了。何苦呢?倾家荡产为了这么一幅画。”这幅让张伯驹“倾家荡产”的画，在1952年被捐给国家。
1995年5月黄永玉先生出版画册，其中有一幅《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1982年初，黄永玉携妻儿在莫斯科餐厅吃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 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王世襄感慨：实在使人难以想象，曾用现大洋四万块购买《平复帖》、黄金220两易得《游春图》的张伯驹先生、夫人 竟简朴到如此地步。他十分赞颂黄永玉为张伯驹下的论断——“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张伯驹曾在书画名家画录里写过：“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这是张伯驹一生遵循的收藏信念，他也用自己传奇的一生实践了这个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