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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批极具代表性的故宫书画重宝，历经数千里水运、陆运，躲过日寇的飞机轰炸，历尽千难万险，坚持到抗战胜利。就在迁徙未定之时，这批国宝级书画在大后方举办了一场大规模的展出，随后不久便飘洋过海、天涯一方，让人唏嘘感叹！
晋王羲之《七月都下帖》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所属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简称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为保证文物的安全，将部分文物南迁至川黔两省。总院设在陪都重庆南岸海棠溪，文物分散保存在贵州安顺和四川的乐山、峨眉等处，并各设办事处主持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系历朝各代稀世珍品，当时能够看上国宝一眼的人少之又少。即使内迁到川黔，也是十分秘密，百姓无从知晓。
1946年，川黔几处所藏文物又汇集重庆，准备陆续迁回。这时，院方为表示对川人保护文物的感谢，于1946年11月在成都中正公园(现人民公园)举办了一次“北平故宫博物院在蓉书画展览会”。展览的作品从晋朝至清代一千五百多年中有八十八位着名书画家的一百幅书画珍品。
其中有：晋王羲之《七月都下帖》(卷)；唐颜真卿《祭侄文稿》(卷)；五代滕昌佑《牡丹》(轴)；宋苏轼《赤壁赋》(卷)，米芾《尺牍》(卷)；元赵孟頫《临黄筌莲塘图》(轴)， 黄公望《富春山居》(卷)；明唐寅《江南农事》(轴)；清董浩《山水》(轴)，郎世宁《八骏图》(轴)等。
故宫文物在经历过如此大规模、长距离的迁徙后，疲惫未消，如何能在大后方的四川成都得以展出呢？原来，历经八年，四川各界尽力配合，为保护这批文物做了大量的工作，没有出现过差错、发生过事故。办事处迁走时，以故宫博物院的名义，给每处保管文物的祠堂赠送了一个题有“功侔鲁壁”四个金字的大匾，以表示对当地人民的感谢。而四川的名人文士包括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张群(四川华阳人，老同盟会会员，民国政府要员)；时任西南博物馆馆长，曾参加故宫文物在川时期研究工作的徐中舒教授；抗战时期回到四川的名画家张大千先生，以及东南大学历史系主任谢无量先生等都做了不少的促成工作，方得到故宫博物院的应允。
由于抗战刚刚胜利，成都这座西部省会城市战争伤痕随处可见，在城区内选一处稳妥之地布展也变得较难。最后选定了着名的中正公园，周边环境幽静，院内存留不少休闲设施，相隔不远，就有“民众教育馆”，是座仿哥特式中西合璧的建筑，内部的几大间教室完全可以布展。
协办这次展出的市政府、警察局使出了浑身解数，一方面动用民国时期最有效的军、警、宪(兵)、特(务)及城镇保甲势力，维护运输、交通警戒、治安外，最为实际的还动用了袍哥(哥老会)的地方势力。
当时的四川，袍哥组织十分普遍，四川俗话说“袍哥能结万人缘”、“上齐红顶子(指有官职的)，下齐讨口子(乞丐)”都是其触角能伸到的地方。那些鸡鸣狗盗之徒，只要袍哥大爷打了招呼的，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动。
中正公园周边的祠堂街、半边桥、小南街、汪家拐、包家巷等处，袍哥大爷招呼道：“公园头展览的东西都是我们祖宗留下的宝物，那是神灵之物，从皇宫运到四川，几千多里，菩萨都保佑，没出过一件事情，到了我们成都，哪个敢去惹乱子，闯大祸！”这种警示在当时是极其有效的。
展览期间，成都大街小巷的茶馆里，市井百姓争相述说国宝之神韵，感叹到：皇帝老倌玩的东西，我们平民百姓都看到了，真是我们四川人的福气！
说到内部布展上，故宫博物院随文物南迁的诸多人士确实费尽了心思。当时的中正公园民众教育馆虽说是砖混结构、木质地板，但毕竟不是展览大厅，更未有过如此珍贵文物展出。故宫人员即亲自设计，制作悬挂、摆设、隔离的设施。例如属于卷类的书画，都制作了宝笼(木匣)，嵌镶玻璃罩。悬挂的轴类书画，都上下有丝绢条带保护，木钩悬挂，不得沾铁锈。
参观线路前设木栅栏隔离，不得跨越。参观人员由几人一组依次放行，工作人员随同。军警全副武装，出入口护卫，巷道、室周都有巡逻。
展览会还专门编写了一本《故宫书画在蓉展览目录》作以介绍，由故宫人员通宵达旦用毛笔书写、编辑成稿。让参观者“亦可得中国书画之大凡，及其特色”。
由于展室较为狭窄，一百幅书画珍品一次布展有困难，便安排两批次展出。展出历时二十多天，每旬更换一次，接待了来自川内及西南各地参观人士数以万计。当时各大报纸报道，称之为我国八年抗战后文化史上一大盛事。
故宫在蓉书画展览让四川人大开了眼界，笔者的伯父傅郁文(号顽公)是民国时期四川知名速写人物画家，张大千先生曾称赞他“蜀中画速写人物推公第一”。他当时就是竭力恳请故宫书画在蓉展出的代表之一。
开展之际，他兴致勃勃地邀约了不少书画界、收藏界人士及亲友踊跃参观。谈起当时的感受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参观故宫书画时，我们一行七八个人，还没有踏进展室就感觉一股神圣的气势扑面而来，庄严之情油然而生。一见那些字画，幅幅都是活生生的，灵气十足，好像把你带入了仙境……中华民族的血脉在书画间流淌，思潮翻滚，不能自已啊！”
《故宫书画在蓉展览目录》这本书也被我的家族珍藏起来，由我的伯父、父亲、姑母，传承至今。
也许读者会问，这一百幅书画珍品在成都展出结束后最后去了哪里？笔者以绵薄之力探得了究竟，得到了明了的答案。
1947年，这批书画随故宫文物由重庆向家坡运往南京朝天宫的故宫博物院分院，后又被迁运至台湾。
1965年， 台湾“ 行政院”在台北士林外双溪选定了新址，盖好馆舍，恢复了故宫博物院原有机构，即为现在的台北“故宫博物院”。
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十八年的秦孝仪先生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过：“1949年搬过来的都是书画、细软，重的东西搬不动嘛。北京故宫以宫殿，器物等大东西见长，我们这边以书画文物见长。书画在文化方面最具分量。现在两岸故宫开展了很多合作，很好。”依此，要想看到当年在成都展览过的八十八位书画家的一百幅书画精品，如今也只有到台北“故宫”才能再睹国宝的神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