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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红专厂E9艺术馆展出的《一半一半》展览有个长而佶屈聱牙的副标题——三位探索土着文化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澳大利亚当代艺术家的展览。
盖里·李作品
当我们看到“土着文化”这个词时，往往会预设看到一些符号化的原始风情——展馆门外燃烧着的带来“澳大利亚味道”(策展人语)的桉树叶和展览海报上身负多种旗帜、颈带土着风格项圈、又用中式象牙筷子穿过鼻隔的男子似乎更让我们加深了这一印象。
但这次展览让我们看到的是在全球化的新语境下，澳大利亚土着艺术在当代的延续与发展。直面这些未曾被写进美术史的、此刻已不被遮蔽的艺术，对我们认识我们自身文化中的本土性与全球化问题，也大有助益。
从澳大利亚，回到HOT的广东
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樊林在教授美术史课程之余，也经常从事策展实践。去年2月，她到悉尼与澳大利亚文化合作集团创始董事、红门画廊特别项目主管凯瑟琳女士合作，策划了一个亚裔艺术家联展。在悉尼工作的一个月之中，樊林接触到澳大利亚土着文化，并对之深感兴趣。她说：“澳洲土着人的艺术传统是远古的也是连续性的，它是隔绝于世、独立发展的，一直以来比较少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这是最让我感兴趣的地方。”
此次展览的策展人琼·孟丹·万告诉我，凯瑟琳与樊林两位女士的热情帮助，促成了这次展览在广州的落地。“这是我们从澳大利亚带到中国的几个展览之一，却是我们第一次到中国南方来做这样一次展览。特别的是，这次展览所选择的几位年轻艺术家，都有着华裔血统。”
“广州是一个非常HOT的地方”，琼·孟丹一语双关地说。在他看来，这里不仅气温炎热，而且性感热辣、思维活跃。从18世纪开始，华人到澳大利亚北领地和北昆士兰州等地的金矿淘金，之后陆陆续续通过中国南方——具体说来就是广州，到达澳大利亚。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后来回归故土，但也有不少人就此落地生根、娶妻生子，为澳洲的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混合血统人士在澳洲非常普遍，而在澳大利亚，混合血统的土着人常常被称为“黄种人”——即使他的父母分别是白种人和黑种人，这种称法带有一种自动的、讽刺性的亚洲推断。
有人认为，这些跨文化、混合种族的人群体现了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国家的未来。因此，琼·孟丹认为这次展览放在广州举行是非常适宜的，除了展览本身之外，他同时更希望能就此与中国观众展开对话。
“土着人应该要做自己的展览，写我们自己的历史”
琼·孟丹介绍了澳大利亚的地理风土与文化特性。澳大利亚的土着艺术家们，曾经用原始的颜料，在一种特别的树皮上或者大地上作画，然后自然地等待风将沙土上的线条抹去。西方的艺术家与收藏者们来到这里，发现了这种不同的艺术，要求他们在纸板上作画以便带走，然后这些作品开始被国内的美术馆收藏，土着艺术家们也开始使用油画颜料、画布之类西方媒材来创作。
20世纪70年代是澳大利亚艺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些重要的国际双年展开始引入澳大利亚土着艺术，以西方的观察角度来命名这些艺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土着艺术家们开始使用摄影来创作作品，也有了自己的艺术家联盟，并开始在国外进行展览。如今，土着艺术家们使用各种媒材进行创作，他们的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展出。
然而，直到澳大利亚独立的策展人与批评家们成长起来之前，澳大利亚的土着艺术一直被西方美术史所忽视。文化传统的隔绝与难以进入，有时成为了其他文化误读或产生刻板印象的缘由。
樊林谈到她与凯瑟琳之间的一段对话——“一天晚上，凯瑟琳问我，‘你上西方艺术史课，有多少页是关于澳洲的？’我回答说：‘只有一页。’因为我们所了解的，是被西方所书写的美术史。凯瑟琳给我读她为悉尼双年展所写的文章，里面有个例子让我印象很深刻——当一个白人遇到一个土着，把他命名为‘星期五’，完全没考虑过他在他自己的语言中有自己的名字。我们总在强调文化的多元，其实这个多元往往是被书写过的多元，如果我们不真正进入这个话语系统，意识到每个文化来自它独立生长的条件，那些在土地上创作的作品被搬到展厅里去的时候，它的文脉是被切断的，今天的策展人想给我们看的，实际上是一种不被遮蔽的艺术。”
琼·孟丹这些年来所做的工作正是如此。“我想土着人应该要做自己的展览，要思考和写作、着书立说，写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不想让西方来规定，什么是好的艺术，什么是不好的艺术。”
访谈
对艺术家而言自省的力量非常重要
信息时报：在您所工作的范围中，“土着艺术”究竟是指代身份还是一种关注世界的方式？我注意到，在这次展览中，所有的艺术家都具有华裔/土着混血身份，他们表现出的即使不是对这种身份的焦虑，也是对这种个体身份的强调。所以土着艺术只是土着人的艺术吗？
琼·孟丹：我想，所有的文化艺术都是与社会语境有关的，但每个艺术家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实现方式。在今天，土着艺术家也生活在现当代的社会中，他们的思想也是在这一语境中成型。他们中有人专注于谈论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家庭与家人，有的人更喜欢谈论社会中其他人的思想与生活。这不仅对土着艺术，对任何艺术家都是一样的。
在我们今天看到的展览中，都是年轻的土着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大部分是摄影作品，其中有两位艺术家呈现出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和对中国人的观察。我想在这些作品中体现出某种文化独立性——这是我的故乡，我来自于她，滋养于她的历史与文化，我也来自于一个现代的社会，受到现代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因此我所呈现出的独立性也会受到这些综合元素的影响。
信息时报：被西方收藏者与西方美术史观看的澳大利亚土着艺术，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中国。在中国，除了国家的美术传统与文人画或者说文化精英的美术传统之外，还有一条往往被忽略的民间的美术传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土着或者说少数民族的文化与美术资源曾被主流美术大量引用，但这种观看带有一定的程式化与符号化。从澳大利亚土着艺术家的工作经验中，我们能受到怎样的启发？
樊林：对于艺术家本身而言，自省的力量非常重要，就是你要找到你文化的根源在哪里。从自我的内在出发，寻找一些重新认识的力量，才可能改变一成不变的、被官方书写的历史。在我和这些澳洲策展人、艺术家交流的过程中，我重新感受那句话“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我们的内心从来没有自由过，每个人都在被时代和大的环境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如何实现自我言说？当这种内在的改变更加强烈，我们的艺术史才是一个相对完整、相对全面的艺术史，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语境里面这个问题应该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