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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生丽水，玉出昆冈”，中国西部的昆仑山出产美玉，但是玉器文明最早是在东部出现的。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自南向北分布着三大文化区系，即南部的环太湖文化区、中部以山东为核心的海岱文化区和北部的燕辽文化区，这里出土玉器的数量明显多于中西部的文化区系。8月23日至24日，由山东省文化厅、山东省文物局和浙江省文物局共同主办，山东博物馆和良渚博物院承办的“东部沿海史前玉器与史前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博物馆召开。此次研讨会是山东省文博界第一次大规模的有关玉器研究方面的学术研究会议。会议期间，共有16位来自国内高校、科研单位和文博机构的玉器研究专家分别就玉器文化传统、玉器传播、玉料来源、器物研究等议题做了主题演讲。
玉，石之美者。温润之玉宛若东方民族崇尚的谦谦君子之风，沉静、美好、韵味悠长。距今8000年左右，属于后李文化时期的潍坊前埠下遗址出土的一件长方形玉凿，琢磨精细，色泽呈墨绿色，器表带白色沁斑，是山东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玉器之一。据山东博物馆副馆长杨波介绍，目前山东各地区正式发掘且发现有玉器的史前文化遗址有30余处，出土玉器300余件，且大多有明确的出土地点，但遗憾的是对这些玉器玉质和产地的研究并不充分。
“目前在出土文物研究方面，青铜器、陶瓷类文物研究，比玉器研究相对要深入一些，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相结合方面，玉器研究显然略逊一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杜金鹏认为，如何深入挖掘出土玉器背后的人文社会信息，正确阐释出土玉器的价值，准确判定出土玉器年代，辨析埋藏环境对玉器的影响等，仍是研究人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去解决的问题。
文物，即文化的产物。考古学家通过发掘来鉴定一个遗址的年代，可是通常博物馆员面对的器物都是没有“身份证”的。面对着一件件从远古走来的玉器，玉器研究领域的专家们通常会问自己这样几个问题：它是什么？组成它的元素是什么？这些元素为什么会如此组合？这些元素源自何物？它们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它有什么意义？
在观摩玉器中，有一种带有许多云母或其他矿物成分的玉料，因杂质含量高，简单仪器检测有一定难度与不确定性。为了对出土玉器质地做深度科学分析，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徐琳推荐使用台式拉曼光谱仪等大型仪器进行检测。“比如以前我们一直认为是透闪石材质的玉器，通过台式拉曼光谱仪检测后发现是阳起石。透闪石和阳起石是不一样的，二者的差别表现在非常细小的峰上面，而小型的便携式拉曼光谱仪做不出这种细微变化。而以前通常一件器物一经仪器检测，数据出来之后就铁板钉钉了。现在想来，考古材料里以前引用的地质学家的结论，很多是值得怀疑的。”徐琳说。
“但光谱做出来之后，只能说明它可能是这样的材料，要真正敲实，最好再通过红外线光谱仪及无损X粉晶衍射仪器，多种仪器共同测定透闪石含量和微量元素成分。”徐琳表示，科技检测将来的发展前景很广，在对史前文物做检测时，如果能够更精确地测出微量元素或者找出细微变化，就有可能找出此物的地域特征，那么大家争论不休的文化交流中，到底是谁影响谁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邓淑苹不鼓励以线绘图排队就下结论的学习模式，主张通过物本身去解读器物来自什么时空和基于什么原因被创造。“博物馆员脑子里先要有一个文化传统和时空架构，见到一件文物的时候，要从文物身上读出创造它的人。因为不管是琢出来的玉器、捏出来的陶器、烧出来的瓷器、铸造出来的铜器，或者画出来的书画、织出来的织品，都有人的文化在里面。”邓淑苹说。
“比如对西朱封龙山文化玉器的研究，我们会研究西朱封遗址、墓葬和整个山东地区龙山时代的背景，这些其实跟玉器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如果脱离了这个环境，对玉器的认识永远是表面的、肤浅的，对其价值的挖掘是不够深入的。所以我们要把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目标贯彻到古物研究的整个过程中去，一定要看见物、看见人，以及背后的那个社会，这是最终目的。”杜金鹏说。
“一个博物馆员要专心地解读文物，首先自我的训练要够，自我的训练不只是要懂人文科学的历史，同时还要懂自然科学。”邓淑苹告诉记者，在她28岁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自己非要修矿物学不可，而当时台大理学院是不准旁听的，她就自己交学费去读。“包括后来整天与玉器耳鬓厮磨，别人可能觉得我会寂寞，但我是在跟古人做精神交往哎。”邓淑苹自豪地说。“目前出土玉器的研究现状是‘热而乱’‘多而散’。参与其中的权威机构和专业人士太少，不同战线的研究人员又都在各自不同的轨道上往前走，以至于许多研究浅尝辄止，难以深入。”杜金鹏认为，组织一个由不同学科、不同地域、不同部门的专家组成的研究团队，运用不同方法、从不同层面综合研究出土玉器，是出土玉器研究十分必要而迫切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