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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集币市场可谓“火爆，第三套人民币一角券的两个版别“枣红、“背绿更是被誉为珍稀币而倍受追捧。在不少人关注其价位不断攀升之时，我们还应知晓它们的历史沉浮。
动荡的国际关系、艰难的国内经济决定了“枣红的生命周期
“枣红是第三套人民币最早投入生产的，正面主景反映了“干部下放劳动锻炼，是由中央美术学院的专家葛维墨设计，著名钢版雕刻大师吴彭越雕刻。工艺技术是双面凹版印刷，使用的是进口苏联的“小五星水印钞票纸。它于1962年4月率先发行。
其实，在“枣红一角券发行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就已着手研究其停印和改版的问题了。主要原因有四：落实周恩来总理的重要指示。周总理早在1959年2月就提出：干部下放劳动锻炼(已然上报的一角券上的主图景)是国家较大的改革，但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也很重要，建议将这两个内容结合起来放在一角券上，因为一角券青年学生经常接触，对他们有教育意义;贯彻中央“增产节约的方针。1961年党中央提出了“八字方针，对战胜国民经济严重困难采取了重大决策。中国人民银行于当年10月向中央请示缩小人民币票面尺寸以节约原材料的问题，得到周总理的同意。11月，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提出再缩小角币尺寸，使得主(元)辅(角)币之间的距离更为明显，因辅币印量较大，所以经济效益会更大，辅币的印刷方式可以考虑做到简化。为此1962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呈文给国务院，提出为进一步贯彻“增产节约的方针，将三种辅币(5角、2角、1角)的尺寸再加缩小。请示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迫于原材料的匮乏。“枣红的生产的时间是1960年到1962年，正值中苏两党关系紧张的时候。1960年7月苏联政府决定立即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当时从苏联进口的钞票纸已经所剩不多，作为小票面的一角券不可能再继续使用;解决印制工艺复杂、效率低下的问题。“枣红的印制工艺是两面凹版印刷，工艺相对复杂，生产效率不高，产量与货币发行需求尚有距离。在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呈文国务院的请示中，也提出简化印刷技术的问题一并得到批准。“枣红随即停止了印刷。
复杂的流通环境、敏感的时代背景让“背绿过早退市
“背绿是在自力更生、厉行节约的旗帜下诞生。生产新版一角币换纸是必然的。此前，国家已在河北省保定市筹建钞票纸厂，钞票纸的研制被列为“国家十年规划重点项目，前后五年，历尽艰辛。1960年，第一张无水印钞票纸试制成功，解决了新一角券生产的“无米之炊。
根据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建议，中国人民银行于1959年6月6日将修改后的一角券及其他角券、元券设计稿一并上报中央并获得同意。1963年，新版一角券开始生产。票面主景由中央美术学院专家侯一民设计，仍旧由吴彭越大师雕刻。除票面主景、图案装饰发生很大改变外，民族文字也由正面移至背面，冠字号码由背面移至正面，票幅尺寸由112毫米x52毫米缩小为105毫米x50毫米，主色调由红棕色(俗称“枣红)改为浅棕色，背面为深绿色、棕色，“背绿由此得名。印制工艺是正面为凹版印刷、背面为胶版印刷，生产效率得以提高。改版后的一角券于1966年1月开始发行。
“背绿在流通中遇到了麻烦。此前，新二角券已于1964年4月发行面世。由于新二角券正、背面的主色调均为绿色，背面汉语拼音行名、国徽、民族文字的位置与新一角券相同，面额数字周围的图案极其相似，因此在一角券“背绿和新二角券混合流通中，部分群众反映二者的颜色近似，不易分辨，有的地方还曾为此引起过纠纷。加上第二套人民币 的一角、二角券还在流通，市场上票面多且乱，人民群众反映较大。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对此十分重视，几次讨论并制定多项措施，其中就有：适当收回一部分新二角券，以缓和新一、二角券同时在市场上流通而产生的矛盾;立即着手改变新一角券背面的颜色。央行的印制管理局及时修改了一角券，人民银行将票样报国务院财办，李先念副总理批示同意，并要求“立即准备，必须办好。
“背绿停止了生产。印钞厂转入了第三个一角券的生产。新一角券正、背面主景、花团、装饰、文字均未发生变化，只是背面的颜色由深绿色改为棕色，印制工艺改为正、背面胶版印刷，生产效率得到大大提高。该券于1967年12月发行，一直流通到八十年代末期。
中国人民银行从1967年12月开始对“背绿一角券只收不付，从1971年11月开始对“枣红色一角券只收不付。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印制数量较小、银行较早地限制“枣红、“背绿的流通，却成就了它们今日的“尊贵，成为集币市场上的珍稀币种。致使有些人听到“枣红、“背绿就会竖起耳朵，就会两眼放光。
其实，一张新币的诞生，一张新币的寿命，只是历史机缘而已。关注“枣红、“背绿不仅仅要看不断攀升的市场价格，更应当看到它们身上折射出的历史风云、经济发展与时代变迁。关注货币，研究货币文化并从中得到启示，这也是不应忽视的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