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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对米兰的艺术爱好者来说是后现代大年，在这一年中各大美术馆都会被色彩夺目形体各异、内涵丰富的艺术作品所占据。但最令米兰的艺术爱好者们兴奋的可能还是被安排在开年春天的弗里达·卡罗特展。尽管米兰常自称自己是欧洲的文化之都，但市民们往往最常欣赏到的艺术作品也只是以欧洲艺术家为代表的艺术收藏。弗里达·卡罗作为墨西哥的国宝级艺术家，她的历史地位放在那些欧洲画家们争奇斗艳的艺术史上也不容小觑。因此，即便离展览开幕已经过了两个多月，虔诚的艺术爱好者们仍然要排上两个多小时的队伍才能看上一眼弗里达的作品。
在布展方面，展馆Mudec一向很难给参观者带来多大惊喜。不过，这次展出的弗里达作品数量非常惊人，包括许多被大众所熟知的知名作品。你看，能像弗里达那样做到有着“许多被大众熟知的知名作品”已经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在艺术史上也出不了几个这样的画家。另一方面，她同时也是一个女画家，一位有着强烈种族文化标签、性格刚烈、经历传奇的艺术家。她的个人光环很难不让人们注意到她，而她又乐于通过绘画来表达关于自己的一切。她将自己的故事、情感、过去及未来都宣泄在画布上，包括自己死后的样子。弗里达正像是一本厚重的、充满谜团的书，她的画作正是解读她这本神秘之书的暗码。
策展人将弗里达的作品题材进行分类，为它们设置了不同的展厅。首当其冲的便是我们对于弗里达最好奇的，也是她最容易被人们议论的部分——弗里达多彩的个人特质。在这里，策展人用了一个相当简洁的词来概括这个主题，那就是：女人。
在这个时代，如果仅仅因为她是一名稀有的著名女性艺术家而特殊看待弗里达，那是非常不公平的。不过也正是因为弗里达是一名女性画家，可以从更多男性画家忽视的视角去观察生活，审视自己，从而创造出更多新颖的艺术作品。
要说弗里达的绘画有多么丰富又新奇，从她的自画像就可见一斑。弗里达可以说是最喜欢给自己画自画像的艺术家之一，正儿八经的半身大头自画像数量就高达34幅，其余还有大量以自己的形象为主角创作的作品。
男性画家给自己画自画像，有时候像是一种成长的记录：无论是从绘画技法上的，还是个人心境、容貌上的。而弗里达的自画像，更像是在给各个人格的自己做自我介绍。她会像我们今天任何一个爱美的姑娘们一样，常常换身上时髦的配饰，然后用笔将这些东西画下来。此外，她也喜欢将她的宠物也一起放进自画像里，或者用充满墨西哥风情的植物作为背景填充整个画面。弗里达十分擅长处理物品的体量和质感，而这些线索正是解读弗里达自画像的关键。
1937年弗里达画下了《Fulang Chang and I》，这是一幅她与自己的宠物猴的自画像，一条粉色的丝带装饰着她的秀发，并且向她的宠物猴飘去。在墨西哥文化中，猴子有一种“情欲”的暗示，而很多人也认为，这只猴子也很有可能象征着弗里达流产的孩子。
隔年，弗里达在纽约举办了一场个展，在个展开幕前，MoMA的主席A.Conger Goodyear见到了这幅作品，立即被弗里达独特的表达手法所折服。他请求弗里达再画一幅差不多的，放在展览里一起展出。于是，就在酒店的房间里，弗里达画了一个星期就画了另一幅名为《Self-portrait with Monkey》的自画像。在这幅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弗里达的眼神比先前那幅更加坚定、沉着，她的面部表情也看起来万分稳重。她的头发被盘起，显得更加精神，而飘扬的粉色丝带变成了一根绿色丝带，系在了猴子的脖子上。猴子一只手勾在弗里达的肩上，让欣赏者忍不住去观察那条像前哥伦比亚骨链式的、充满原始野性的项链。在背景的处理上，弗里达则把先前那些摇曳的墨西哥“老人仙人掌”藏在了大片的叶子之后。显然，这两幅作品尽管用了差不多的元素，却表达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一幅自画像里的卡罗尔像一个温柔的母亲，而另一幅自画像里的她，则像一个坚定勇敢的亚马逊女战士。
超现实主义艺术的领导人安德烈·布列东大加赞扬了这两幅作品，将其视为绝佳的超现实主义艺术。“这根温柔的丝带捆绑着的却是一颗炸弹。”他这么评价道。
尽管弗里达的作品并不如同超现实主义宣言里规定的那样，一切创作都是基于无意识的梦境，而是基于她真实的想法和境遇创作的。但弗里达还是因此在纽约名声大噪了起来。
弗里达是第一个将自己的身体形象作为一种宣言的艺术家。她以或暗示、或直白、有时候还有些许暴力的方式，展现自己的女性形象，彻底改变了女性角色在绘画中的符号。
对于弗里达来说，她的身体在画布上变成了一种叙事手段，向公众展露了人类的欲望、恐惧及焦虑。策展人分别用“地球”和“政治”两个主题继续深入揭示了弗里达是如何用她的身体语言来探讨更多具有深度的问题。“地球”旨在讨论弗里达作品里，常常作为陪衬出现的那些动物、植物及一切有机物的意义。而“政治”则展示了弗里达是如何通过艺术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一如其他作品，她的政治观点同样也是通过一些象征性的手法表达，用自己的身体表达自己的政治宣言，充当公正与不公正、善与恶、个人自由与权力控制的形象。可以说，弗里达把她的身体通过画布上转变成了一种不屈不挠的女性力量，一具有着强大社会影响力的身体。
策展人以“苦痛”作为整个展览的最后一个部分。由于她患有先天性的疾病，导致她从小在成长的过程中要经受令人难以忍受的生理上疼痛的折磨。她还遭遇过车祸，一生动过三十几次手术，身体上的创伤使她不能像其他女人一样随心所欲地选择服饰，或者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而身体上的疼痛却如游魂一样伴随着她。此外，弗里达与其丈夫里维拉的支离破碎的情感关系也深刻地折磨着她。尽管弗里达的画作色彩夺目，“苦痛”却是她生命中主要的颜色。
弗里达常常用一些暴力、毁灭性的画面来展示她生命中的痛苦。她所做的就是残酷地将观察者置于自己的恐惧面前，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观察弗里达的那些具有暴力画面的作品的时候，总是会感觉到不安、焦虑、恐惧，并且会让我们对她的痛苦产生一种同理心。
由于她的健康每况愈下，经常不得不长时间地卧床养病。在此期间，她依然坚持将画布吊起来作画，用身体上的痛苦作为灵感源泉创作了许多与自己的死亡、灵魂有关的作品。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弗里达常常在作品中画出“两个自己”。两个弗里达总是形象相反，一个经受痛苦、软弱，一个朝气蓬勃，充满希望。在这里，她不仅将自己的恐惧驱除到了画面上，同时也唤出想象中的充满希望的形象，来安慰经受折磨的自己。弗里达曾说：“我很孤单，所以我常常自己画自己。只有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自己的人。”当现实手段无法抚平她的伤口时，艺术就是她最好的解药。
本次展览展出了弗里达两幅从未发表过的作品，其中一幅名为《Nina con collar》，画的是弗里达的一个助手的女儿。这幅作品曾经作为礼物送给画作主角的女儿，后来因为一直未面世而不被人熟知。
许多珍贵的速写手稿也伴随着弗里达的信件一起展出，而弗里达的许多被修复成彩色的照片，也在她的自画像们的拥簇下挂在墙上。彩色相片里的弗里达目光既坚定、又拥有着母性的柔情，这是在场任何一个和弗里达相片一起合影的女性都无法比拟的力量。
在展览最后，一个黝黑的房间展示了弗里达的摄影师在弗里达死后，在她最后生活的房子里的厕所记录下的照片。尽管这些照片里我们看不到任何弗里达形象，却依然遗留着她最后生活的痕迹：折磨她的束腰像尸骨一样悬挂在墙上，浴缸里斜放着支撑她步行的拐杖。一张斯大林的相片掉落在浴缸边上。一切都是这么简朴，却能让人联想到弗里达漫长且坚强的一生。
“我希望出口是通往幸福，也希望不用再回到这个世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