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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说他很幸运能成为一个收藏家，并且赶上了好时候。因为在他开始收藏的时候，文物都不值钱，一个碗三块钱，他写一篇小说能挣好几十块钱，够买好多碗了。搁到现在，就是写一本书也未必能买回一只碗。
“我的年龄段卡得可丁可卯，我二十一岁‘文革’结束，1980年我二十五岁，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是我狂收暴敛的十年。这十年，古董价格长时间是谷底，没有什么起伏，持续的时间特别长。比我大的人，‘文革’前都是章乃器这些人，让人整死一半;比我小十岁的人，等他们有能力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贵了。”在物求人的年代，马未都收藏了不少好东西;在人求物的年代，他已经不怎么收藏了。马未都见证了人与物之间的转化，也玩味出收藏这个行当里的人生哲学。
马未都真正开始收藏是回到城里当工人的时候，后来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便加快了他的收藏速度。他当时住在北京西郊空军总医院，在东城上班，每天骑车大约需要四十分钟，中间路过钓鱼台国宾馆，那附近有个摆地摊卖古董的跳蚤市场。这个市场是非法的，每天六点多钟摆摊，七八点的时候散摊，马未都就提前半个小时出门，绕到这里转转，每个月都能买上一两件心仪的古董。时间一长，就跟这帮人混熟了，他的很多古董知识和交易行规都是从这里学到的。
“因为他们每天上来的东西都不一样，就跟老师每天给你布置一道题似的，很多东西都没见过。”马未都说。混熟了，马未都发现这些人大都服过刑，刑满释放后没工作，做古董生意就是将本求利，“他们卖的是什么不知道，但知道三块钱买进的，五块钱就卖，两块肯定不卖”。
在马未都四处收藏古董的时候，周围的人对古董都没什么兴趣，每次他买到一个好东西想跟朋友一起交流欣赏都找不到人。“买完东西不给别人看不过瘾，必须给别人看。”马未都说。
有一天，他抱着一个新买的大罐子去找一个朋友，敲门门不开，但他在外面听见屋子里有人，所以就一直又喊又敲。门总算开了，一进门发现屋子里四五个人神色慌张，他也不管那一套，把大青花罐子拿出来，往电视上一搁，这时才发现，电视机是热的，再看那些人慌张的表情，他恍然大悟：原来这些人锁在屋子里看毛片呢。“我说毛片什么时候都能看，你们看我这个吧，特棒。我就发现每个人都特别茫然，他们都觉得我特扫他们的兴。”
在跟这些练摊儿的人熟悉了之后，他们就带马未都往住户家里领。由于有些东西太贵，练摊的人买不起，怕有风险，便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交易成了就给他们一点佣金。“旧社会有一个特别好的规矩现在没人执行了，过去有一个术语叫‘成三破二’，中间人拿5%，‘成’是卖方买卖做成了，‘破’是买方破费。我们现在的中间人一张口就是10%，这还是最轻的，有的上来就要两成的提成，过去的中间人都特规矩。”
有些掮客为了促成一桩买卖，不惜用一些无赖的手段，当年马未都就遇到一次。“当时早期那种无赖的手段你都不能想象”，马未都说。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带他买东西，他进屋后，那个年轻人等在门外。“这堆东西有瓶子、钟、碗等十来件，一共要三百六十块，我看完觉得还可以，我说我要了，卖主又突然反悔不卖了。
出门后年轻人问我买了吗，我说我想买人家不卖。你说我一文化人也不能跟他掰扯，只能走了。他问我里面那些东西哪件不值钱，我说里面有一破碗一分钱都不值。他说行，你跟我进来吧。”于是马未都跟着那年轻人又进了门，年轻人说：“哪儿能不卖呀?”卖主说就是不想卖了。“他趁那家人不注意，当着我拿起那只碗‘啪’就摔了，吓我一跳。我看见是成心摔的，那家人没看见。
年轻人说，‘哎哟，不小心给你摔碎一个，这怎么办呀，赔是肯定不可能了，还是按原价三百六都买下来吧。’他摔碎一个最不值钱的，说要赔就拿三百六带走这一堆，弄得家里人特难过，弄得我也特不好意思。我怎么也是在出版社的，就觉得这事特别不光彩。这种人非常有经验，经常串户，专门收这种旧货。最后这家人嘀咕半天决定三百六十块卖我了。出门以后我问他要是这家人非不卖呢，他说那就再摔一件看他们卖不卖。这些赖招只有社会最底层的地痞才会使，咱们想都想不到。”
“这种人叫‘喝街的’。”马未都说，就是专门走街串巷，非常有经验。在出版社期间，总有喝街的找到马未都，让他跟着他们一起去通县喝街。马未都那时候觉得自己是个文化人，脸皮儿薄，不好意思跟人上街收破烂，但他知道通县的古董特别多，因为过去通县是北京货运的终点，很多黄花梨家具都在苏州做好，通过运河运到通州，这里就成了家具集散地，卖不掉的库底子就自己留着用了。“那时候通县的老货里竟有家具，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马未都说。
不过喝街也有喝出宝贝的。有一次，有几个农民喝出一个永乐年间的罐子，喝出来的是几十块钱，转手就是四万。一个古董贩子大半夜给马未都打电话，马未都不想去，但又很动心，反正从东四十二条到灯市口也不远，便骑着自行车去了。沿途马未都发现满街都是警察。等见到那个罐子，他发现的确是真的。那几个农民说，要买当晚结账。
“四万块当然是便宜的，我倒是有钱，但是是港币，农民一听港币不要。都下半夜一点多了，那也不能等天亮，我给换汇的打电话，叫他半夜来，他说点要高点，我说成，高点就高点。我记得特清楚，当时在路灯下换成人民币，都两三点了，一帮农民数钱。路上不全都是警察嘛，回来的时候我就不敢拿那罐子，骑一自行车后面背一大青花罐子，警察肯定得让我靠边，把我当倒卖文物给扣了怎么办。
到家都三四点了，我其实特想要这东西。上午我一睁眼睛脑袋嗡一下，坏了，这贩子备不住拿去卖了。果然，他不睡觉，三点多我一走他就又联系别的买家，早上八点多就给我卖了，卖了十二万。早上他拿着四万块来还我，说‘我这回真赚了不少钱，但我还欠人家好多债，我以后赚了大钱再分您’，说完转身走了。我等于是白忙活一晚上，把港币变成人民币，什么事都没我的。”
让马未都更后悔的是，秋天这个永乐罐子就在香港苏富比出现了，当时卖了两百多万港币。这罐子再度出现大概是2005年，卖了三千多万港币。“当天要不是那满街的警察，我就抱回家了，跟他就是钱的事了，你帮我一忙，我给你一两万块到头了。农民喝街三十五块钱喝街喝出来的，我跟它失之交臂。”马未都今天说起这事还带着遗憾。
马未都很怀念80年代四处卖古董的岁月。比如去河北、山西一带，有人带路，到处都是宝贝，哈腰就能拣到。现在没有了，到处都是雷，“就是等于你去的时候是个处女地，森林里都是大蘑菇，随便采，现在都是毒蘑菇”。马未都说。
随着文物收藏热的兴起，造假作局越来越普遍，有些局作得非常逼真，就是好莱坞的导演也要甘拜下风。马未都经常被请去做鉴定，见过很多新时期的做局手段，比如“造墓”就是很普遍的一种。
马未都说：“我认识的一个西北的商人，他送我一批古董。我说你这都是新的，我不要。他说：‘马先生你放心，这都是我亲自下去拿出来的。我们开着越野车，开了好几天，风餐露宿的，到那儿都没有人迹啊，好容易找到那墓道，现挖，那怎么可能假呢?’我说：‘那怎么就那么准，就你们到那儿，下去就给挖出来了?你怎么知道那儿有?’其实全是假的，全是他们埋的，埋的都不是一个朝代的。但他被诓过去以后还坚信不疑。然后他还跟我说：‘你没有去过现场，你不懂。’他认为你不懂，坚信不疑，这种人挺多的。”
还有一种更复杂的局，像一个故事片，让你不知不觉进入角色。“我碰上一个人，买了一个东西被骗了。河南某地出了一个东西，这东西拿到北京卖给他，他绝对不要，他一定喜欢那种下了飞机坐火车，下了火车坐汽车，下了汽车骑毛驴，他喜欢这种感觉。到了以后，人家说不巧，一个小时以前被卖了。其实他什么时候去都不巧，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这个东西。他经过这么艰苦的跋涉，就特沮丧。
那些人就说，‘别沮丧，那边有一个墓正挖呢，咱们去’。就是我说的，他们知道他最喜欢的是甲，却给他忽悠去看的是乙。他正沮丧呢，到那儿以后，就挖出一个甲来。这甲他们都没和他说过，一挖出来就抱着说，这东西不能卖，专门给别人准备的，死活都不卖给他，连看都不让他看。他肯定不干，长途跋涉到这儿来，钱也没花。最后又有人从中间撮合，乱七八糟的，很多人给他搞回来，还是个假的!这么一折腾，他根本连看都不看，真假这个事，已经不想了。拿回来让我看，我说你这个是新的。一开始他不信，说这事复杂，说不清楚。我心说，那复杂都是设的局。”
从这些故事中，马未都总结出一条规律，就是你一旦进行古董交易，就会有人专门拆你的心理防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你防不胜防。但凡买古董的人，都贪便宜，只要一贪便宜自己就把防线拆了。“所有被骗的人都会说，哎呀，我当时脑子就不转了，什么喷上迷魂烟了，其实什么都没有。不是脑子不转了，当时脑子转得快，想怎么赚钱。
所有的骗子都在一个地方下功夫，就是怎么能让你贪上。而且这个贪，做给你看，是成功的。比如他们说从墓里挖出一百多个金佛，拿一个到银行去卖，银行当着你的面，把钱一点。那边还有一百多个呢，你肯定要犯贪。你戒不了贪，就不能玩文物。我认为上大当、亏大钱的都是因为贪。而且他那时候不考虑真伪是因为有人演给他看。
当然，我现在碰不着这种人了，因为他们知道到我这儿不管用，他们特别愿意找刚入门半懂不懂的人。还有一部分人是心态不良，比如我鉴定一件东西收三百块钱，有人花九十块钱买的两件东西，一个四十、一个五十，跑这儿鉴定来了，那东西谁看都是假的。他为什么要来鉴定呢?他是想侥幸，万一我说是一真的，他不就发大财了吗?过去说，搞古董这事儿，就是半个心理医生，你得揣摩人的心理。今天的社会不健康也很正常，只不过在古董这儿特明显。你去买股票，不也是心理不健康吗?有多少人是健康心理去买股票的?都是不健康，都是想捞一把就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