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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
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
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
——丰子恺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天，丰子恺翻开上海某报纸，一篇文章赫然映入眼帘——《丰子恺画画不要脸》 。
丰子恺狐疑，素来温润如他，怎会招致如此诋毁。
原来文章并非对他人身攻击，评论的是他所画《乡村学校的音乐课》。
画中的孩子们没有眼睛鼻子，却一个个大张着嘴唱歌。
数笔简单铺白的线条，孩子们投入唱歌的神态、课堂上欢乐的氛围便跃然纸上。
这样的画，在他之前没有人画过，在他之后，也没人画过。
泰戈尔曾称赞：“用寥寥几笔，写出人物个性。 脸上没有眼睛，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看什么;没有耳朵，可以看出他在听什么，高度艺术所表现的境地，就是这样。”
1898年，浙江石门镇的丰家迎来第一个男丁，在他之前，母亲已经生了六位女孩了。
父亲给他取名为丰仁，小名为慈玉，希望他心怀慈悲、温润如玉。
后来中学国文老师单不庵给他取了双字大名“子顗”，又改为“子恺 ”。
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丁，丰子恺6岁进入私塾读书，那时他就对色彩和线条很感兴趣，便将《千字文》上出现的各色人物，逐一填色，活泼生动，趣意盎然。
私塾先生也不拘一格，见到丰子恺的“恶作剧”，便鼓励他画张孔子像，他也不拘束，画得惟妙惟肖，从此“小画家”的称号就流传开了。
1914年，16岁的丰子恺离开家乡进入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求学，在这里他遇到了慈母般的夏丏尊和严父般的李叔同。
夏丏尊担任舍监，对学生们无微不至，这让从家乡小镇初来杭州、性格腼腆的丰子恺倍感温暖。
夏丏尊也教授国文，丰子恺很在意他的看法，每写一篇文章，便在心理自问：“这样写，夏先生会满意吗？”
老师提倡“白话文”，这种通俗平易的主张，更是影响了丰子恺一生的创作，从文章渗透到了漫画。
李叔同的绘画课教石膏写生，学生们大眼瞪小眼，无从下笔，他就画好一张示范画，贴在前面，以供临摹。
丰子恺却偏不，他要啃这块硬骨头，按照李叔同教的方法，对着石膏体，一笔一笔画了下来，每节课如此，进步神速。
一天晚上，李叔同将他叫到身边说：“在我所教的学生里，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快速进步的。”
老师的话轻轻的，像春风吹入了一颗艺术的种子，从此在少年丰子恺心里生根发芽了。
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当晚这几句话，便确定了我的一生。”
学校宿舍的集体生活、繁复约束的校规，都令丰子恺喘不过气。
一次，他与训育主任发生了口角，两人还厮打了起来，气不过的训育主任将这件事上报了学校，并要求学校上报教育厅，开除丰子恺学籍。
会场上老师们都不作声，只有平时话极少的李叔同开口了。
他先是承认，学生打老师固然错误，但这也有老师教育不当之过，理应双方都有责任。
再者，丰子恺天资甚好，过往也无犯错史，如若因一件可以改正的事，就牺牲他的前途，实在草率。毕竟学校是育人场所，绝非毁人之地。
李叔同声音不大，却很有分量。最后学校决议，丰子恺记大过，李叔同亲自带他登门向训育主任赔礼道歉。
事后，李叔同又将丰子恺叫到办公室，翻开《人谱》，一字一顿地念道：“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
先做有器识的人，再做文艺 ，知行合一，这话丰子恺铭记了一生，也践行了一生。
正如他说：“大约是我的气质与他有一点相似，凡他喜欢的我都喜欢。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治了我的感情。 ”
李叔同上课、下课都会朝讲台下的学生们鞠躬，有人在地上吐了痰，他会轻声说“下次不要这样了”，微微一鞠躬，夹着书本走出了教室。
虽然温和，自有一股威严，学生们往往不敢再犯。
难怪夏丏尊说：“他做教师，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萨的有“后光”，他从不威胁学生，而学生见他自生敬畏，他从不严责学生，而学生自会用功。”
1919年，从浙一师毕业的丰子恺，追随老师李叔同的步伐东渡日本留学。
留日期间，他废寝忘食学习了日语、美术、音乐，更是找到了创作的新方向。
竹久梦二的画浅白洗练，通俗易懂，在日本广受民众欢迎，以及在日本颇有名气的中国画家曾衍东，二者的画作，正与丰子恺一直苦苦追寻的艺术风格一拍即合。
从此，他丢弃了西方的油彩、画布，回归了东方的纸墨。
十个月后，丰子恺回国，应邀回到了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执教音乐和美术，他的同事有叶圣陶 、夏丏尊 、朱自清 等。
谈笑有鸿儒，月下倚栏品茶、聊聊诗画自然少不了，丰子恺便创作了这幅《茶》。
1924年发表在杂志《我们的七月》上的是相似意境、画风更为简洁清透的《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也是丰子恺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作品。
仔细看，画上的新月朝右，有人提出残月才是朝右的，丰子恺犯了常识错误，实在贻笑大方。
后来天文学家出面解惑：画中所绘是后半夜新月，朋友小聚，尽兴聊到深夜正好对应此景。
外行人弄巧成拙，殊不知丰子恺心思之细腻，洞察之深刻，平淡的笔风之下，蕴含了深深的情致。
郑振铎曾说，“虽然是疏朗的几道笔痕，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 ，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
朱自清也说：“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一幅幅漫画，就如一首首小诗，带核儿的小诗，我们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 ”
后来，郑振铎张罗着要给丰子恺出画集，约上叶圣陶、胡愈之一起去选画，结果一股脑带走了全部画作。
1925年《子恺漫画》出版了，中国终于有了第一本漫画集。
上世纪30年代，他的画遍及大街小巷，馄饨摊、理发铺，车夫脚夫，小商小贩手里都是，人人喜闻乐见。
好景不长，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丰子恺被迫回到了阔别了18年的家乡石门镇。
他用积攒多年的稿费，盖了一座书斋，老师李叔同赐名“缘缘堂” 。
外面炮火纷飞，石门镇依旧波澜不惊，缘缘堂更是。
丰子恺在缘缘堂写字画画，闲来给孩子们读鲁迅的文章，孩子们听哭了，他一抹眼睛也是泪水。
不仅要自己的孩子知道日本人的暴行，他还要用手中的画笔，画出一部日寇侵华史，让所有国人都能看懂，认清侵略者的面貌。
1937年，当敌机飞过石门镇，投下罪恶的炮弹时，丰子恺正在缘缘堂画《日本侵华史》，九岁的小女儿丰一吟还在学校。
炮弹击中了学校，顷刻间一切都毁了，丰一吟狂奔回了家，这时丰家老小都躲在八仙桌下，丰子恺听到小女儿的声音，急切地把她招呼了进去。
万幸，一家人团聚了。
当丰子恺再从家中走出来时，石门镇已经换了天地。
仅缘缘堂后门就躺了六具尸体，当天三十二人身亡，随后陆陆续续死了一百多人。
这对于与世隔绝的石门镇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
丰子恺在家乡度过了五年平静的时光，直到这一年，石门镇也不再是他的堡垒了。
丰家和那时的大部分国人一样，踏上了流亡的逃难之路。
再见了，缘缘堂的万卷藏书；再见了，石门镇的平静岁月。
好不容易乘上了逃难的小船，丰子恺却辗转难眠，他的行李中有未完的《日本侵华史》。
虽说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可一旦被查出，必将连累家人和同船的人们。
想到这里，他抱着这部饱蘸民族愤慨的画稿，走到船头，扑通一声，画稿沉入了漆黑的河道。
而丰子恺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扑通一声，好比打在了我的心上。”
流亡之路，远比想象中艰辛。
一次，丰子恺将全家人都安排到了车里，实在挤不下了，他就跟车走，一天走了九十多华里。
雪上加霜的是，缘缘堂在空袭中夷为了平地，亲戚只捡回了几块搭建的石头和焦黑的门板。
缘缘堂没了可以重建，可是乡亲们呢？
杜甫为贫苦百姓大发感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当日军的铁蹄践踏家乡这片土地，丰子恺悲鸣：“恨不得有条大船，把乡亲们都接出来。”
他没有大船，可他有画笔，他把痛都用画笔传达了出来。
在沿途画下这《无头图》 。
空袭也，
炸弹向谁投？
怀中娇儿犹索乳，
眼前慈母已无头，
血乳相和流。
在哺乳的母亲，被炸掉了头颅，怀中的婴孩还在索乳。
1929年，李叔同50岁寿辰前，与丰子恺约定，“我五十岁生日你画五十幅画，我写五十幅字，我六十你画六十幅我写六十幅。”
丰子恺回信道：“是寿所许，定当遵嘱。”
转眼1939年到了，李叔同60岁了，他和老师李叔同约定的《护生画集》第二集也要开始了。
流亡路上，生灵涂炭，战争惨状，活似人间炼狱。
但第二集《护生画集》却更恬静了，越在绝望恐，眼不见光明的处境中，人们对美的渴望越强烈。
毫不夸张的说，这一集《护生画集》让人看到了希望。
却有人不这么想，他的多年好友曹聚仁说：“1939年出版的《护生画集》十分荒唐，可以烧毁了。”
好友都不理解他的苦心，丰子恺愤然与之绝交。
《阿Q正传》 。
漫画版《阿Q正传》的诞生一波三折，丰子恺画了三遍。
早年在上海他画完了，学生带去印刷，不料一二八事变爆发，原版画稿与锌版一并被炮弹吞噬。等到丰子恺逃亡广州，又画了一次，在付印时，画稿却再度遭遇厄运，化为灰烬。
直到1939年，这一次漫画《阿Q正传》54幅画稿终于面世了，丰子恺的头发已经全白了。
丰子恺在漫画《阿Q正传》写道：“敬告鲁迅先生在天之灵,全民抗战正在促吾民族之觉悟与深省,将来的中国,将不复有阿Q及产生阿Q的环境。 ”
唤醒国人的自觉意识，这是他心中义不容辞的责任。
鲁迅弃医从文，以笔为器，而丰子恺的武器是画笔。
时人评论：“鲁迅的文章里，有丰子恺的画，丰子恺的画里，有鲁迅的精神。”
1942年，老师李叔同在福建泉州圆寂，丰家一家刚逃难到重庆，只能遥寄缅怀。
从此与老师再也不是天各一方，而是阴阳两隔，丰子恺心痛得无法言语。
很久之后，他说：“我时时刻刻防他死，同时时刻刻防我自己死一样。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所以我并不惊惶，亦不恸哭。老实说，我的惊惶与恸哭，在确定他必死的一日之前早已在心中默默做过了。”
1946年，恩师夏丏尊离世，临终前丰子恺仍旧未能见面。
两位老师相继离世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但日后漫长的折磨中，老师仍旧是他心头的信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丰子恺迎被选为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他开出了三个条件：不坐班、不领工资、不开会。
后来他只领一点薪资，只参加重要的会议，其余时候都在家中画画、翻译。
年近花甲，他着手翻译《源氏物语》，满怀虔诚，手稿上每个字都写得端正秀丽，文风十分古雅。
1958年，《源氏物语》翻译完成，可直到老人去世，也没等到它面世。
1959年，《护生画集》第四集80幅已完成，却被当作封建残余，难以刊印，丰子恺只得交与新加坡的广洽法师付印。
这件事为日后的灾难埋下了祸根，丰子恺生命中另一场风雨即将到来了。
1963年，周作人同友人说：“丰君的画，我向来不甚赞成 ，形似学竹久梦二者，但是浮滑肤浅，不懂 ‘滑稽 ’。”
对于丰子恺的批判拉开了序幕，越来越多的人批判他，批判他不写工农兵形象，批判他不歌颂社会主义，批判他揭露社会阴暗面过多，就连画猫狗，也成了攻击的借口。
冥冥之中，或有预感，原本1969年刊发的《护生画集》第五集，丰子恺赶在1965年就提前完成了。
1966年来了。
丰子恺成了“上海十大重点批斗对象”，家被抄了，书画被没收焚毁了，就连他蓄了三十几年的胡须，也被强行剪了。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他反倒摆出一副乐观的样子，捋着空空胡须，吟叹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野火还在烧，丰子恺的春风却迟迟不来。
快70岁的他又被拉出去批斗了，跪在画院的地上，有人用滚烫的热浆糊浇了他一背，剧烈的灼痛让老人怎么也站不起来，身后的皮鞭毫不留情地挥下、抽打、催促着快走。
这一天，对于饱受身体与精神折磨的丰子恺来说，格外漫长。
回到家中，女儿为他倒了一杯以前常喝的老酒，端起酒杯，他的泪就落下来了。
一生行善、崇尚美育的丰子恺，怎么也不明白为何要这样针对他。
明明1959年周总理还接见他，拉着他的手问：“ 你还画吗，画的多吗，要为人民多画一些画。”
陈毅说：“彻底改造自己，将心交与人民。 ”这话他也很赞同，还画成了漫画，他的心始终和人民在一起，这又有什么错呢。
喝完这杯酒，他恢复了往日的平和，走入书房继续工作了。
文革期间他白天挨批斗，晚上埋头翻译书籍，完成了《大乘起信论新释》《落洼物语》和《竹取物语》的翻译。
还写了一本《缘缘堂续笔》，笔触依旧诙谐轻快，不乏情致，几乎没有人相信他是在那样的处境中写出的。
再后来，丰子恺被下放到干校改造了，便不能工作了。
一次女儿来干校看他，百十来亩的田地上，他正佝偻着腰、颤颤巍巍地摘棉花，动作迟缓，步履蹒跚。
他见了女儿，还宽慰道：“他们见我年纪大，就安排了这种不太重的活给我。”
干校条件极差，丰子恺在日复一日的身体、精神双重煎熬中，健康每况日下。
吃水要去河里打，丰子恺行动不便，一天就只用一盆水，没人知道那么多日夜，他是怎样靠一盆水过下来的;
住的地方四处漏风，一下雪，雪花就对着脸飘到枕头边上;
还时常半夜紧急拉练，他年纪大了，穿衣动作慢，去晚了，又要遭到辱骂，他索性睡觉就不脱衣服了。
超负荷的劳动量、恶劣的生活条件，再加上无休止的精神折磨，年迈的丰子恺终于垮了。
他被查出肺部感染，不能再劳动了，医生开了证明，才得以在家休养。
1979年还远未到，他就要画《护生画集》第六集，和老师的约定还差这最后一百幅了，他唯恐自己的身体撑不到那时。
可倘若配合治疗，按时吃药，一旦病情好转就要返回干校，《护生画集》就更遥遥无期了。
1973年，75岁的丰子恺开始和生命赛跑了，他把药都偷偷扔掉，每天凌晨四点起床画《护生画集》。
造反派随时都可能给闯进家里，给他安上更多罪名，施与更惨痛的惩罚，家人担心他的安危，就把画具都藏起来。
丰子恺苦苦哀求，像个孩子，是啊，如果不能继续画画，他的生命之光也就将熄了。
从第一幅《马恋其母》到第一百幅《首尾就烹》，《护生画集》第六集完成了。历时45年，共计450画，从一到六集，《护生画集》也终于圆满了。
这比原定的1979年，提前了六年。
丰子恺的《护生画集》从老师五十岁寿辰画到了百岁冥诞，他经历了抗日逃亡、建国后的荣光、文革无休止的批斗。
无论在哪，情况如何，他都谨记嘱托，恪守诺言，是寿所许，定当遵嘱 。
1975年，78岁的丰子恺给自己画了张日历，每过一天就划去一天，他知道生命也将走到终点了。
春天他在家人陪同下，回了一趟石门镇，乡亲们夹道欢迎，让他写字画画，他都高兴得应允。
走的时候，丰子恺说：“明年一定再来。”
只是这明年，永远也不会来了。
半年后，丰子恺忽然说：“不知道周总理过得怎么样呢？”
说完不久，他也与世长辞了。
丰子恺一生信奉美，无论战争逃亡，还是文革批斗，他都一如既往歌颂和平、善良、纯真。
可以说，他用一颗温柔博大的心，包容了不公和丑恶，再用画作翻译成美感化世间。
“他画画的手和笔，不是自己的手和笔，是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心灵。”
美学大师朱光潜也说：“形成丰子恺人品和画品的，主要还是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
丰子恺深爱着这片土地和人民，所以在他的画里，“ 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