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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洋而化 风神独韵
关良(1900 1986)，号良公，广东番禺人。1917年留学日本，先后入川端研究所、太平洋美术学校学习，在日本期间潜心研究学习欧洲现当代艺术家莫奈、马奈、梵高、马蒂斯、毕加索的作品，回国后，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艺术大学、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建国后，先后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浙江美术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艺术研究室主任兼顾问及上海文联委员会等职。
关良与早期第一批留学国外的艺术家一样，以西画入手，将高更、梵高、马蒂斯的艺术中夸张的造型，平涂的大面积对比色，简练的线条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在早期的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回国后，20年代在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刘海粟、潘天寿的影响下开始学习中国画，并上溯八大山人，最终形成了以中国艺术精神为旨归，融合中西技艺的独特的风格特色，开启一个绘画表现的新时代。正如程十发所言：关良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画坛上一位不可或缺的大师，也是他最早将西方现代派的绘画理念引入中国的水墨之中，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戏剧人物画。
说到关良的戏剧画首先映入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幅小巧可人，充满童稚趣味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这些艺术形象传达了中国人的天趣、单纯的特质，简约的造型，富有生气的表现，独特的中国意韵，让人回味无穷，如咀茗茶。 他的油画造型简练，色彩鲜明，下笔有力，极具精神，充满着一股浓浓的中国味，正如他人评论：有一种油画是西洋的，有一种是中西结合的，关良的油画却是中国的，所以他的画既不是外国的，也不是古人的，更不和他人同有的，是中国的，又是时代的，也是他个人的。在《舞蹈》一画中，画家完美地控制了画面，两个人物之间、人物与景物之间、色块之间，画面中的各个因素均和谐有序。《舞蹈》和关良的其它戏剧人物画一样，不拘泥于具体的情节及服饰细节，而是抓住特定情景中的精神，以少胜多，以拙求朴，充溢着率真的稚趣。这种形式上的简约，加上少见的大尺幅，传达出一种惊心动魄的美感。
此次展览征借到作品200多件，是目前最全面地展现关良绘画成就的一次展览，画种齐全，涵括油画、水彩、国画、瓷板画等，题材包括常见的古典戏曲，更有现代京剧《沙家浜》、《林海雪原》等，展览以时间、题材纵横交错呈现，以时间为顺序展示关良先生的笔墨探索、风格形成的过程;以题材为纵向表现关良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对题材的反复创作表现，展现艺术家将个人融入时代，将性情寄于画面抒怀写意，再现艺术家从文本到戏曲再到绘画的表现程式，为研究关良的艺术打开一个新的窗口。
梨园票友 戏画祖师
以“戏”入画在中国画史上自古有之，但是专以此为题材创作的画家却寥寥。关良不同，他爱戏，而且痴迷于此。关良不但会在授课、创作之余跑去看戏，甚至他还到科班出身的行家那里去学戏。比如当年有“活武松”之称的京剧表演名家盖叫天便是关良家中的常客，他不但向关良介绍了许多戏曲表演中的经验和体会，还常常拉出架势，示范身段、动作，供关良细细体会、摄取戏曲表演中最美的瞬间。可以说关良是当时戏曲界一位资深的“票友”，所以他也将自己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放在身边触手可及的戏曲上，致力于开拓一种全新的人物画题材。
关良的戏画并非戏曲舞台的忠实记录，关良所做的是将戏曲与书画相融合后的艺术提炼与概括，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的“写意”精神。这种写意精神正如戏曲表演中的舞台布景，不会出现写实而繁琐的道具，主要是依靠戏曲中角色的表演与身段动作来引领观众走进剧情，关良的戏画也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简”发挥到了极致。
好友郭沫若便对他的水墨戏曲人物画推崇备至，1942年，关良在内地的首次个展在成都举办，这也是他水墨戏曲人物画的首次大量面世，当时很多观众还无法接受欣赏这种新的题材与表现方式，但是郭沫若却给他大力的赞赏与支持，他将关良参展的几十张戏曲人物画一一题了词，还将他的画作推介给茅盾、老舍、叶圣陶等文化界名人。 关良的写意戏曲人物画扛起了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坛一面独特的大旗，且行且探，且探且行。他没有像徐悲鸿那样提倡现实主义喊出“改良中国画”的豪言壮语，也没像黄宾虹那般的笔墨锤炼。他所有的只是一颗不停跳动的心，一个不向世俗潮流屈服的灵魂。20世纪的中国画坛也正是因为有了关良的存在，人物画的面貌才会多了一种面貌，多了一种特质。
“得意忘形” 拍场走俏
在2015年上海举行的一场拍卖会上，关良的一幅《钟馗图》估价40万至60万元，成交价为115万元。虽然在关良作品的拍卖中，这并不算什么高价，但是因为其买家是刘益谦而备受市场的关注。
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关良作品迎来了最为风光的一年。特别是在上海明轩的拍卖会上，关良在1978年创作的《东郭先生受教图》，估价350万至500万元，成交价为1552.5万元。而在今年的1月13日，关良从上世纪40年代到1986年逝世前的作品100余件，涵盖戏剧人物油画等等。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关良的作品并不受到市场热捧，像1994年他的《金玉奴》在朵云轩拍卖会上以1.32万元成交;1997年《孙悟空大闹天宫》手卷在上海拍卖行秋拍会上以7.9万元成交，这已经是当时关良中国画作品的最高价。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关良从一位拍卖市场上的二线画家，一下子成为了顶级藏家追捧的对象。这个过程，无疑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梅兰芳写过一篇《漫谈戏曲画》，其中有一段话专论关良：“他(关良)的画在表现方法上继承了国画的优良传统而自成一派，重神似而不求形似。”“南派武生泰斗”盖叫天对关良的水墨戏曲人物画更加赞不绝口。在他看来，画戏的还没有一个人像关良这么“懂行”的，他常说：“关先生的画是活的，看上去很神。”然而，对于许多的收藏者来说，却在很长的时间内缺乏对于关良作品的研究，这其实并不是一种个案，像林风眠、吴冠中等名家的作品，也是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特别是在拍卖市场上拍出天价之后，才逐渐被人们所关注的。
在2014年上海天衡的秋拍中，关良的《戏剧人物卷》手卷，以408.25万元成交。此卷中每个人物都是先生斟酌再三，沉着落笔而成。全画包含着画家一贯的笔墨特性和笔情墨趣，关良的戏曲人物画因其风格鲜明，独具特色，成为中国画坛极具创意与审美意味的经典。他把西画表现主义与国画写意精神结合得天衣无缝，因此在20世纪的国画创新领域独树一帜。
有人曾说，关良的戏剧人物，与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李可染的牛、陈大羽的鸡，都是一个“符号性”的标志，但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些大家并不是以形取胜，更多地还是在于意。正所谓“得意忘形”，而关良作品的受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