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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胄：“我的绘画，都是从生活中来的，生活是源泉、是根。任何艺术家都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能靠天才，努力不能在房子里努力， 离开生活就没有激情， 画也慢慢变颜色”。
其实艺术这东西首要的是有感情，其次才是技法，有感情就可以创作出真情的东西，如果无病呻吟一味追求形式，没有感受，只为讨人喜欢，创作出的东西早晚要被历史所淘汰。历史上许多大艺术家，活着的时候，艰难坎坷， 死了大家才认可。好的作品要群众认可才行，不要自己把自己抬得多高，艺术必须有生活，形式主义绝没有出路。”
中国人在艺术上讲品位，对题材很挑剔，说白了，就是不那么大众化。毛驴，黑乎乎，脏兮兮，入不了大雅之堂的。黄胄画的驴，不仅画出了毛驴的憨态可掬，更画出了驴之美德，并为千百年来备受人类歧视的毛驴正了名，这就是贡献了。他曾赞叹毛驴：“平生历尽坎坷路，不向人间诉不平。”其实，这恰恰是画家人格的自我写照。
黄胄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他的毛驴已经画得相当出色了。他的恩师，著名老画家赵望云先生曾夸奖说：“黄胄画的驴能踢死人!”这是1940年的事，那时黄胄拜师才三年。国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国宝之一，前人学画一般都从临摹古人入手，而黄胄所走的道路却独辟蹊径。他是从写生入手，不懈地磨炼自己的写实功力。20世纪50年代，黄胄的作品就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为古老而沉闷的画坛带来了清新的风气，备受画界瞩目。
不幸的是，正值创造力旺盛时期的黄胄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地和众多艺术家一样受到了无情的冲击。性情豪爽的黄胄悲愤莫名，在一夜之间，用颤抖的双手焚毁了速写两大筐，有上万幅作品就这样付之一炬。这些作品中倾注了他多少心血，犹如自己亲生的孩子，却又是被他亲手所毁，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随后，黄胄奉命到新疆下乡劳动，接受改造，从此便有了三年多与毛驴相依为命、荣辱与共的牧驴生活。
造反派夺去了黄胄的画笔，他被迫赶着驴车卖豆腐。在与毛驴合作劳动中，他不仅仔细观察到驴的动态结构，神情特点，以及毛色在不同光线下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毛驴使他感到了人世间的温馨。每次卖完豆腐，他都要在归途中到一家小酒店喝上二两白酒，以解乏遣忧。有一次，他实在太疲乏，在归途中睡着了，毛驴拉着车走到那家小酒店门前就停住不走了。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岁月里，似乎只有毛驴懂得他的心情，理解他的忧烦……
然而，毛驴在新疆最为低贱，那里最重的骂人话就是“伊懈克”(即毛驴子)。可是，这种最遭人鄙视的动物，却给黄胄以无限的慰藉。这份感情，令他终身难忘。
他曾跟友人聊起返城时与毛驴告别的情形，说那毛驴如何如何可爱，如何如何依依不舍。大家都乐了，只有黄胄一脸的深沉。最后，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不再说话了。
恐怕没有人能知道，此时的沉默，究竟蕴含着他对毛驴多少情意!
大概是在1985年，天津新建了食品街，其中有家驴肉馆托人求黄胄画一幅驴图。他没有答应，大家便劝他，说，即使你不画，别人还是照样吃驴肉。他最终还是画了，可在题跋时他却写道:“刀下留情!”画完，他的心情很沉重，说人们对毛驴太不公平，它劳累了一生，最后却落得被杀掉吃肉、皮熬阿胶的下场。
还有一次，几位德国企业家来参观黄胄的画展，他向外宾解释毛驴是中国维吾尔族人的交通工具，“像贵国的奔驰和宝马汽车一样”。把毛驴比做世界著名的豪华轿车，令外宾不住称奇，可这的确是黄胄真实的想法。
晚年的黄胄患了严重的糖尿病，导致肾衰竭。但他仍笔耕不止，极其勤奋。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让家人拿出以前出版的画册给他看时，竟含着眼泪说：“看，这一笔，多不错!”1997年4月23日下午，一代国画大师就这样远行了。
关于画驴，黄胄晚年还说过这样反省的话：“我画驴子虽然不止千幅……但愈来愈感到不足，而不是愈来愈自以为是……前些天，我在西郊看到不少驴，感到我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可见，黄胄先生在他生命的终点仍然对毛驴抱着深厚的感情，对他的事业恋恋不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