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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陆、海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纽带。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货物辗转销往欧洲，欧洲制作的玻璃器、葡萄酒、钟表等商品不断输入中国。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更使得东西方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有了进一步发展。不同物品的相互传播，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且见证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交融的印迹。本期文章分别从中国瓷器外传以及西洋钟表传入中国的角度展开写作，以期从“小”的物品中折射出“大”的人类交流图景。
由唐至清，在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瓷器大量通过中外船舶被运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水下考古打捞上来的9世纪“黑石号”海船、12世纪“南海一号”海船以及明万历年间的“南澳一号”海船，均装有数以万计的各类瓷器，这是中国瓷器出口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物证。15世纪以前，虽然日本、朝鲜乃至波斯、阿拉伯等地区也都出现了中国瓷器的仿制品，但其质量和规模远无法与中国瓷器相抗衡。当瓷器的传播网络已经覆盖了大部分亚洲地区和部分东非区域之时，中国瓷器在欧洲还极为罕见。从16世纪起，这一切开始发生变化。
在16—18世纪欧洲人的餐桌上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瓷器。
1499年9月，首航印度的达伽马返回里斯本，将一打从印度带回的中国瓷器进献给了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1517年葡萄牙船队抵达中国，便开始为其国王定制专属的瓷器。保存至今的一把1520年生产的青花宽口执壶，绘有古式地球仪图案，既是葡萄牙国王的私人纹章，也是大航海的象征。从此，瓷器成为中欧贸易中最大宗的商品之一，欧洲也成为中国制瓷业的重要市场之一。
中国瓷器以如丝般的光滑润泽、美观的器形以及丰富多彩的纹饰，迅速成为欧洲市场上的抢手货。一些王公贵族对瓷器如痴如醉，不惜重金竞相购买。有“瓷王”之称的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拥有35000多件瓷器，他曾用600名萨克森士兵与腓特烈·威廉一世交换151件康熙时期的青花瓷。有学者估计，17—18世纪英国、荷兰、瑞典、法国等国的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运回的瓷器总量高达三亿件以上。中国瓷器改变了欧洲人的餐桌礼仪、室内装饰、生活品位和审美情趣，也对欧洲艺术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欧洲人而言，购买一件来自中国的精美瓷器，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中国的瓷器生产历经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拥有三千座瓷窑的景德镇，被视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复合生产区，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分工的细密程度，都堪比亚当·斯密所描绘的生产分工协作，但比其所描绘的生产情形更早出现。
由于从中国进口的瓷器价格高昂，从16世纪下半叶起，欧洲便开始出现仿制瓷器的工厂，例如建于1575年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美第奇陶瓷厂，建于1673年的法国诺曼底鲁昂陶瓷厂等。从器形和纹饰上看，这些陶瓷厂的产品可称得上是中国瓷器的“高仿”品，但在质地方面始终无法与中国瓷器相比，只能停留在“软质瓷”的阶段。因此，18世纪以前从中国进口瓷器，仍然是欧洲瓷器市场的主流。
欧洲从中国大量进口瓷器，导致对华贸易严重入超，大量重金属货币外流。这在当时一些重商主义人士看来，是对国家经济的一种损害。一位17世纪晚期的英国人抱怨道，从亚洲进口货物“有碍我们本国制造品的消费，而且以我国国库购入时，这个现象更为严重”。因此，从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不断有人提出限制进口数量，不准贵金属过度外流，并呼吁立法禁止中国瓷器、印度棉布等商品的进口，以及实行提高关税、特许专卖和政府对本土制造业加以补贴等措施。
与此同时，欧洲研究瓷器生产技术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并在1710年取得重大突破。自17世纪90年代起，因使用大型聚焦镜加热陶土而名声大噪的日耳曼科学家契恩豪斯开始为奥古斯都二世服务，他在实验室中已经可以通过光学镜片获得烧制瓷器的高温，此后又研究戴夫特陶艺和奥古斯都二世收藏的中国瓷器样本，并在炼金师博特格的协助下，终于成功烧制出硬质瓷。奥古斯都二世喜出望外，立即着手创建迈森瓷厂。该厂成为欧洲第一家能够生产硬质瓷的陶瓷厂，但是其在上釉、瓷绘等工艺方面，仍无法与中国瓷器相媲美。奥古斯都二世对迈森瓷器生产工艺严格管控，以防技术外泄。迈森瓷器刺激了法国人的神经，寻找制瓷秘方已成为燃眉之急，“制出和中国一样的瓷器”成为捍卫法兰西王国经济的口号。
1664年，法国在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科尔贝的主导下建立东印度公司，与英国、荷兰等国的东印度公司相抗衡。与此同时，为了对抗葡萄牙和西班牙等老牌殖民强国，法国也开始向海外派遣自己的传教士。1688年，由路易十四派遣的五位“国王的数学家”以宁波作为起点，进入中国。与以往的来华耶稣会士不同，法国耶稣会士更重视在中国从事科学考察，向法国传递科技信息。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有多位都是法兰西科学院的通讯院士。这一时期欧洲已经有人对派遣具有高级科学素养的传教士前往中国传播天文学、数学等欧洲科学知识表示不满，认为这些传教士更应该为本国效力。
1693年，“国王的数学家”之一的白晋返回欧洲。1698年，白晋携新招募的十名耶稣会士搭乘法国东印度公司“海后号”商船在广州登岸，其中之一便是殷弘绪。在谒见完康熙皇帝后，白晋将殷弘绪派到景德镇传教。这是一个有意的安排，目的就是让殷弘绪打探景德镇制瓷的秘方，以便向本国汇报。
到达景德镇后，殷弘绪积极发展教徒，尤其是从事瓷器生产的陶工，向他们打探制瓷原料和工艺；同时也积极结交当地官员，比如督陶官郎廷极和唐英，以获得出入窑坊之间打探制瓷秘密的便利。此外，殷弘绪还查阅包括《浮梁县志》在内的相关书籍，以获得中国瓷业知识。通过亲身观察、向教友询问以及查阅中国文字资料，殷弘绪于1712年9月完成了一份长篇书信，并寄给了时任中印传道事务部司库的欧里，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制瓷所需的各类原料和整个工艺流程。殷弘绪还把瓷土样本寄给欧里，欧里将该样本转交给对热力学和岩石很有研究的列奥米尔。列奥米尔通过分析瓷土样本成功辨认出其主要成分，并于1715年协助指挥在法国各地搜寻合适的黏土材料。或许由于资料不充分，法国仍无法造出硬质瓷，因此要求殷弘绪进一步打探。1722年，殷弘绪给欧里写了第二封书信，补充了大量的颜色和釉料信息。
殷弘绪有关瓷器的两封书信寄回欧洲后，很快被收入《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1735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以及后来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也都收录了殷弘绪的中国瓷器书简，从而使其广为流传，并对整个欧洲陶瓷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此以后至18世纪末，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比利时、俄国、奥地利、瑞典、丹麦等欧洲各地陆续建立了数十家陶瓷厂。1768年，化学家比拉里及其朋友达尔内首次在法国利摩日南部发现高岭土，不久法国便造出了硬质瓷，在技术和影响力方面终于赶上甚至超越了迈森瓷。1738年，《中华帝国全志》被翻译成英文，五年后英国一位一心想改造陶瓷世界的年轻人韦奇伍德，便把其中殷弘绪陶瓷书简部分内容抄入了自己的笔记本中。韦奇伍德尤其对景德镇复杂的生产工序着迷，并仿照景德镇的分工形式来组织他的伊特鲁里亚陶瓷厂，该厂为现代工厂制度树立了典型，因此有学者认为，工业革命的胜利显然有一部分必须归功于景德镇。殷弘绪的瓷器书简可谓18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工业文献之一。
18世纪欧洲瓷器的发展，导致中国瓷器长达1000多年的一枝独秀地位被打破了。欧洲瓷器很快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中国瓷器的出口则出现滑坡，走向衰落。
（作者：董少新，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