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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种手工业产品的发展、变化、传播来探讨古代世界文化的传播、交流以及在交流互鉴中带来的改变，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之一。
约12到15世纪，南宋、元和明代早期，龙泉青瓷不仅在中国流行，而且被世界瓷器市场追捧，堪称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符号，影响和引领着当时世界各地的陶瓷器生产。对龙泉青瓷的追逐和仿烧，成为当时全球化的重要风景……这就是故宫博物院与浙江省博物馆、丽水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天下龙泉——龙泉青瓷与全球化”展览要讲的故事。
龙泉青瓷
龙泉青瓷的辉煌
无锡鸿山遗址的越国大型贵族墓出土了大量青瓷礼器和乐器，乐器既包括来自中原文化系统的甬钟、镈钟和编磬，还有来自吴越文化系统的錞于、振铎、三足缶、悬铃等。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原始青瓷。此次展览特意从南京博物院借展了鸿山老虎墩出土的青瓷磬，以说明青瓷在中国的悠久历史。
从北宋晚期开始，以浙江省龙泉县金村和大窑两处窑场为中心，加上龙泉周边各县窑场烧造的精美的青灰色、梅子青、粉青和翠青、豆青等色泽的青釉瓷器就是我们所说的龙泉窑瓷器或龙泉青瓷。由于龙泉县在当时隶属处州，所以在宋元明的文献中也称龙泉青瓷为“处器”或“处青器”，明代晚期以后开始称为龙泉窑或龙泉窑瓷器。
从南宋到明代早期，是龙泉青瓷的生产盛世。考古资料证实，龙泉窑青瓷在全国各地拥有广泛市场，不同类型的龙泉窑青瓷受到宫廷、贵族和市民等各阶层认可。
近年来，从南宋临安城、元代喀拉和林、大都城、明代南京与北京等都城遗址到其它市镇乡村遗址都有大量龙泉青瓷出土。从南宋时期形成的粉青、梅子青龙泉瓷到随着生活习惯变化而出现的青釉海棠盏、鱼形砚滴、省油灯等世俗化器物，包括从梅瓶、玉壶春瓶向执壶的变化，都反映出龙泉青瓷的技术与审美趣味之变。
龙泉青瓷为何能在三四百年间不断烧造出精美瓷器，并长期作为当时青瓷生产水准的代表？从北宋末到明代早期，龙泉窑一直是宫廷用瓷器的最主要供应地之一，需要根据宫廷颁布的标准烧造宫廷用瓷和国家祭礼用瓷器。龙泉青瓷窑场生产制度和管理模式与后来的景德镇御器厂一样，在宫廷的要求和技术支持下，对产品质量要求很高，在烧造过程中因造型不周正、釉色发色不好或稍微粘有窑灰、出现窑裂等，都要集中打碎排埋，因此保证了御窑产品技术的不断创新与提高，体现出国家投入和支持在中国古代手工业生产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天下谁人不识“君”
南宋至元代，是继唐代后又一个海上贸易繁盛期，龙泉青瓷大量外销。元代疆域的扩大更使外销区域扩展。近些年我们在福建泉州、浙江宁波、山东胶州板桥镇宋金元港口和榷场遗址、江苏太仓樊泾村等港口遗址以及南海一号沉船、碗礁一号沉船、菏泽运河沉船等都发现了大量龙泉青瓷，基本可以构建龙泉青瓷行销世界的线路、运输和贮藏方式。
从元人记载看，元朝惊诧于南宋的富庶，在查阅内府档案后发现对外输出瓷器、铁锅和摩合罗等产品所得巨额收入，是南宋经济的重要支撑之一，因而沿袭并支持对外贸易。龙泉青瓷在海外遗址的大量发现，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可信性。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多家单位曾联合发掘了龙泉市大窑枫洞岩窑址，确认这里就是文献记载的明初生产御用瓷器的地点，对于明初的官器有了较清晰的认识。这些器物制作精细，胎体厚重规整，釉色青绿，釉层较厚，匀净光润。特别是底部支烧所形成的刮圈非常规整，与一般民用器物有明显区别。2010年以来，我国与肯尼亚考古机构联合在其东部沿海地区的多个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根据这些特征，我们也成功识别出肯尼亚沿海地区出土的一些明初龙泉窑瓷器为官器。
明初的龙泉窑瓷器曾较多地用于海上贸易，其中也有一部分官用瓷器专门用于出口。比如明永乐时期龙泉官器中特别流行的大盘子，至少有一部分可能是专门为了郑和航海制造的。
龙泉青瓷在中国以外行销区域广博。比如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这个曾经的埃及和北非的工商业中心，出土了上万片陶瓷，其中龙泉瓷占了1/5。
随着龙泉窑产品大量向海外输出，对中国瓷业生产格局和瓷业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生产窑场也沿瓯江逐渐向下游的出海港口分布，开始出现以外销为目的的瓷器生产窑场。同时，为了外销，龙泉青瓷在产品的造型、纹样乃至器物类别方面，都开始吸纳域外文化因素，这说明当时的龙泉窑在瓷器烧造这一初始环节就已将国外市场纳入视野范围，以龙泉青瓷为代表的中国瓷业经济已主动成为世界经济链条上的一环。
从“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约10万件瓷器、新安沉船出水约2万件瓷器来看，瓷器是当时中国对外输出的最大宗商品之一，瓷器的输出量之大超出我们的想象，它对中国当时的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瓷器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也使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成为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
龙泉青瓷在世界各地产生深远影响，在文化、技术深层次实现了龙泉青瓷的全球化。“天下龙泉”不只是单纯从中国向外辐射，也包括市场全球化和产地全球化，代表了当时世界对龙泉青瓷的文化认同。
不光是中国，越南、泰国、缅甸、日本、伊朗、叙利亚、埃及、英国等地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了仿烧龙泉青瓷。这种仿烧可以分为以逐利为目的的生产，也有以替代中国龙泉青瓷为目的的烧造，包括用当地陶器模仿龙泉青瓷的器物造型、装饰纹样来美化生活的努力。在阿联酋、伊朗、肯尼亚等地考古发掘的资料中，我们既看到中国生产的龙泉青瓷和仿龙泉青瓷，也看到来自越南、泰国、缅甸的仿龙泉青瓷产品。这说明当时的龙泉青瓷在技术、产地、市场等诸多方面都开始具有国际性，越南、泰国、缅甸的仿烧龙泉青瓷除供应本国市场外，也供应世界市场。
2013年，为完成课题《中国国家制瓷技术的传播研究》，我们赴日本冲绳、九州考察，发现日本生产的仿龙泉青瓷，以宋元时代的龙泉文化为根基，达到了宋代龙泉青瓷的最高境界，但是它底部的酱釉表明其技术来自越南窑场。2013年底和2014年初，我们赴越南各窑址考察，发现一件非常精美的类龙泉青瓷的瓷器，这是一件粘连着匣钵的废品，按照常理来说废品是不太可能被销售到海外的，所以这件器物应是越南当地生产的。他们在输入中国龙泉青瓷的同时，将来自中国龙泉窑的知识、技术与当地陶瓷生产技术相结合，成功仿烧出龙泉青瓷，从而使世界各地的陶瓷生产技术得到共同提升，龙泉青瓷代表着一种瓷器生产的技术标准。
故宫博物院与浙江省博物馆通过来自6个国家及地区42家博物馆、考古所和大专院校收藏的833件（组）中国龙泉青瓷和世界各地生产的仿龙泉青瓷精品，试图展示12到15世纪龙泉青瓷的生产盛况、龙泉青瓷在海内外流行情况、世界各地对龙泉青瓷的仿烧情况、龙泉青瓷及其生产技术对当时世界陶瓷生产技术引领情况。观众通过龙泉青瓷的风行天下，可以看到开放、交流使中国瓷业经济在生产始端已由国内经济主动转向并加入世界经济链的进程。
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在历史上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与域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交流，既贡献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促成世界文明的发展、丰富，也因为开放、包容，中华文明得以发展、壮大。
（作者单位分别为故宫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