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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治二年（1322）阴历二月十六，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刚刚停歇，天空放晴，到处银装素裹，这对于狩猎者来说无疑是绝佳的好时机。和其他诸多蒙古大汗一样，年轻的英宗皇帝自然不会错过这样一个机会。他带领着自己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在距离大都不远的柳林狩猎，经过一番忙碌之后，收获颇丰，由此也为这位胸怀远大抱负的皇帝增添了几分好心情。在返回大都的时候，狩猎队伍驻扎在一个名为寿安山的地方宿营。或许是由此次狩猎想到了自己继位近两年来在逐步巩固政权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或者是出于对自己接下来的施政计划的考虑，英宗觉得有必要借此机会采用一点文艺宣传的手段以宣扬自己的文治武功，顺便也表现一下自己的皇权威严。于是，他命集贤大学士泰思都等人召近臣朱德润就此次出猎作图并赋之，由是《雪猎图》及《雪猎赋》得以出焉。
图1 [元]朱德润 林下鸣琴图轴
120.8cm×58cm 绢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朱德润（1294—1365），字泽民，出身于平江（江苏苏州）望族，其九世祖朱贯为历史上有名的“睢阳五老”之一。朱德润曾师从江南一代名师郭子敬，接受过系统、完整的儒学教育，不仅诗、文并擅，而且年轻时即以善画闻名，得到过高克恭之赏识，后经赵孟頫及高丽忠宣王（沈王）王璋之引荐，于延祐六年（1319）冬征入京师，受到仁宗皇帝的重用，被授予“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另据王逢《题朱泽民提学山水》诗中“英宗皇帝潜邸时，沈王荐君坐讲帷”之语，可知朱德润还为时在潜邸的太子硕德八剌当过幕宾，间或也给太子讲授一些汉学经典。英宗即位后，朱德润以英宗之旧识得到了更加优渥的待遇，得授东北镇东行中省儒学提举之职。这是一个秩从五品的职位，就连赵孟頫当年从入仕到得到这种同类的行省儒学提举之职的派任也用了近十三年的时间。从延祐六年（1319）冬入京到至治元年（1321）如此短的两年时间里，朱德润就能够得授这一职务，可见英宗对其之器重。所以，当至治二年（1322）初，英宗需要一位能文善画之士为自己效力时，朱德润作为近臣就成为他的首选对象。
在艺术史上，朱德润多被列为元代著名的“李郭风格”山水画传人之一，尤其是其早期的山水画作品多以“李郭风格”为主(图1)。这种山水画风格在元代初中期曾兴盛一时。有学者研究表明，这种“李郭风格”的山水画在宋代时就具有相当浓厚的政治意涵，在元代初中期之所以能够兴盛，与当时的统治阶级看重其中的政治意涵并积极加以支持和赞助密切相关。而当时的“李郭派”山水画家在作品的风格与意涵上亦主动配合那些当权者的要求，由此更容易得到举荐而进入仕途。朱德润亦属此列。据此推测，朱氏于至治二年（1322）所绘之《雪猎图》在风格方面应该也属于“李郭”一脉。可惜该图早已不存，所以我们现在无法看到该画的具体风貌及内容。不过根据画题及赋文可知，该图应当主要为表现英宗皇帝狩猎柳林之盛大场面。另据《石渠宝笈》中记述明洪武六年（1373）兀颜思敬在五代胡瓌《番马图》上之跋文“胡瓌当画此图时，蒙古未入中原，何其意度笔力极能曲尽其妙耶？迨至有元至治间，英庙朝有睢阳朱徳润泽民者，画《雪猎图》，并赋以献，余尝悉览之，亦可与此图并称于世云”，可知朱德润所画英宗出猎之《雪猎图》与五代胡瓌之《番马图》在形制及具体内容方面应有很多相似之处。不然，兀颜思敬怎么会说该图“可与此图并称于世”？胡瓌之《番马图》（图2）为一绢本手卷，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该图运用平远构图，川原重复，冈岭映带，虽无明确的构图中心，却有开阔宏大之场面，虽非一情节性作品，却有一些情节性点缀，如转徙、休憩、散牧、狩猎等场面，真实地展示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通过此图，或许我们可以略窥朱氏《雪猎图》之样貌。不过，对于该图的具体内容、风格特点及画家的绘画技巧等，都不是本文所要讨论之重点。我们接下来所要讨论的，主要是英宗命朱德润绘画此图并作赋的主要目的，以及其中的政治意涵。
图2 [五代]胡瓌 番马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元代历史上，英宗硕德八剌是一位抱负远大且做事果敢的皇帝。有元一代，“中统至元之初，号为极盛”，而英宗就有“期复中统、至元之盛”之志。但是在他18岁继位之前，年轻的硕德八剌一直韬光养晦，这一点亦可见得他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依据仁宗与武宗兄弟间的口头约定，仁宗之后的帝位应该传给武宗的长子和世㻋继承，但是“擅权和道德有问题的女人”太后答己（仁宗母）见和世㻋年少时便有英气，而硕德八剌则显得较为柔懦，“诸群小以立明宗必不利己，遂拥立英宗”。本来希望扶持一位柔懦的皇帝以利于自己之掌控，但是事实却出乎答己等人之预料。“及既即位，太后来贺，英宗即毅然见于色，后退而悔曰：‘我不拟养此儿耶！’”为了能够掌控朝政，在仁宗去世后仅第四天，答己便把自己的宠臣铁木迭儿重新扶上相位，并委以中书右丞相之职。铁木迭儿在仁宗朝就与太后答己相互勾结戕政害民，曾遭到监察御史凡四十余人弹劾罢职。当他重新上台后，仗着有答己的撑腰及年轻的皇帝刚刚登基立足未稳，很快就将之前弹劫过自己的萧拜住、杨朵儿只以及素不附己的上都留守贺伯颜等诬以“违太后旨”或是“便服迎诏”之罪名，先后杀之。曾经率领监察御史弹劾过铁木迭儿的名儒赵世延也被诬以不敬罪下狱，欲置其于死地，数请杀之，幸由英宗出面多次化解方才“得免于死”。在戕害仁宗生前所信任的旧臣遗老的同时，铁木迭儿与答己亦不忘扶植己党，一时间“内则黑驴母亦列失八用事，外则幸臣失烈门、纽邻及时宰铁木迭儿相率为奸”，对英宗形成内外夹击之势。
为了遏制太皇太后答己与铁木迭儿等人的权力扩张，英宗在其即位两个月后任命了同样很年轻并且具有很好家族背景的拜住为左丞相。在拜住的帮助下，英宗当月就挫败了一场针对自己的谋逆事件。当答己的幸臣和铁木迭儿的亲信岭北行省平章政事阿散、中书平章政事黑驴以及御史大夫脱忒哈、徽政使失烈门等参与谋逆者被人揭露之后，英宗起初顾虑他们有“历佐三朝”的太皇太后作为后台，尚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处置。在此关键时刻，拜住进言：“此辈擅权乱政久矣，今犹不惩，阴结党与，谋危社稷，宜速施天威，以正宗法度。”他提醒并鼓励英宗在太皇太后答己与铁木迭儿尚未来得及插手之前赶紧采取行动，以免后患无穷。于是，英宗遂命人速擒逆臣，悉数诛之，并昭告天下，从而有效地震慑了答己与铁木迭儿等人的不轨之心。不过考虑到自己与太皇太后双方的实力对比，英宗未再对此事进行深究，甚至反而将籍没谋逆者的部分家产赐予了铁木迭儿表示安抚，其中不乏有放线钓鱼之意味。因为此时太皇太后答己感到自己的算盘落空“遂饮恨成疾”，同时跌木迭儿的身体也每况愈下，从年龄和健康的角度来看，发展的形势毕竟更加有利于年轻的皇帝。所以，英宗觉得没有必要急于采用硬碰硬的对策，或许采用一点柔缓的政治策略倒是更加有利于自己。
通过对这次事件的处理，英宗在与答己、铁木迭儿集团的政治较量中开始逐渐占据上风，从而也给他带来更多治理朝政的自信。同他的父亲仁宗一样，英宗自幼也受到过良好的汉学教育，所以他更容易接受并积极寻求中国传统的儒家治国方略。英宗不仅能够背诵中国古诗，爱好书画，并且还是一位帝王书法家。可以说爱好书画文艺也为他在治理朝政方面提供了不少助益，而非仅仅满足他个人的兴趣和娱乐。此外，丞相拜住也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并与许多儒士有密切的关系，深得儒士的支持，这一点无疑对辅佐英宗具有很大的帮助。
拜住在辅助英宗不断求贤纳士的同时，也经常力促英宗采用汉法，以儒家的帝王之道治理天下。例如，他通过进献《卤簿图》，建议英宗采用中国古代皇帝出行必备的卤簿制度便是一例。卤簿是中国古代皇帝出席重要活动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仪仗制度，其形式构成包括了护卫、兵器、马车、乐器以及旗、伞、盖、拂尘、服饰等一系列仪仗用品。卤簿的意义和作用不仅是保障皇帝的出行安全，更重要的是显示皇帝的权威和国家的综合实力。卤簿制度自秦代便已形成，汉承秦后，由唐及宋，亦效秦法。但从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立国到仁宗延祐七年（1320）六十年间，元代未设卤簿。直至延祐七年（1320）十二月，“辛未，拜住进《卤簿图》，帝以唐制用万二千三百人耗财，乃定大驾为三千二百人，法驾二千五百人”。至治元年（1321）七月，“庚辰，卤簿成”。事实上，早在武宗、仁宗时期，就有人曾通过进献《卤簿图》（图3）的方式希望促进元代皇帝复置这一中国传统的帝王仪仗之制〔28〕，但直到英宗时期才真正得以实现。元代名儒杨维桢（1296—1370）曾作《卤簿赋》记之曰：
盖闻古者天子出则备法驾，所以示至尊，严仪卫，亦所以新一代之制作也。岂徒夸多斗靡，炫世骇俗而已哉？《汉·天文志》以出驾次第谓之卤簿，此簿之名所由始。盖卤者，盾也。一人执盾，以簿其众也。后世因之弗易。朝廷参考古今，斟酌时宜，以旧用一万二千人为多，承诏以六千为之。众寡适均，文质兼备，实方今之盛事也。
杨维桢指出了卤簿“示至尊，严仪卫”的重要意义，所以卤簿的复置被时人视为“今之盛事也”。可以肯定，英宗复置卤簿这一举措对塑造英宗英明、威严的皇帝形象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为了进一步塑造自己的儒家帝王形象，英宗还在拜住的建言下开始践行亲祀太庙之礼。至治二年（1322）春正月丁丑，英宗“亲祀太庙，始陈卤簿”，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出自崇天门。拜住摄太尉以从。一时间万众聚观仪卫文物之盛，莫不感叹。英宗对拜住曰：“朕用卿言举行大礼，亦卿所共喜也。”拜住对曰：“陛下以帝王之道化成天下，非独臣之幸，实四海苍生所共庆也。”可以看出，此时英宗与拜住这对君臣已经对他们上台以来所取得的政绩感到满意，甚至开始有一点沾沾自喜。
图3 [元]曾巽申 大驾卤簿图卷 （局部）
14cm×51.4cm 绢本设色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如果说招纳儒士、讲行典礼是为了彰显文治，贲饰太平，以赢得更多汉人文士的拥戴，那么面对那些心怀不轨者，适当地进行武备以显示天威也是很有必要的。此即宋人所言“虽有文德，必有武备”之理，想必在太皇太后答己与铁木迭儿等人强大的敌对势力尚未被彻底清除的情况下，英宗的心里是很清楚这一点的。况且自即位近两年来，自己在一帮忠臣良将的辅佐下经过励精图治，政权得到了逐步加强，政治形势开始逐渐走好，英宗觉得此时有必要寻找机会向世人宣扬一下自己的文治武功。因此，就在这次亲祀太庙的次月既望，英宗又带着大队人马依照祖宗留下的传统到柳林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狩猎活动，并命朱德润图而赋之，以志此事。朱德润所绘之《雪猎图》虽然今已不存，不过与之配套的《雪猎赋》可以为我们了解该图的创作主题提供注解。在该赋的序文中，朱德润首先言明了图绘雪猎的政治背景：
皇元受命，四海来格，游猎之盛，武备粲然，所以明国家之制，大备矣。
虽然看上去这都是一些溢美之辞，但是从中可以表明画家绘制《雪猎图》所折射出的政治和军事意涵。在接下来的赋文中，作者更是极尽其夸张赞美、歌功颂德之能事，借助雪猎为题从多个角度对英宗皇帝的文治武功予以了表述。例如，作者首先通过据史援典，从中阐述了帝王狩猎之意义：
可以振威警于下土，阅武备于非常……得则为敬天顺时之义，失则有纵乐从禽之愆。
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将话题引到了赞美和颂扬当朝的狩猎之举与英宗的英明贤达，以及对盛世光景美好期望上：
我圣朝神武之师，常以虎贲之众，际八埏而大围，驱兽蹄鸟迹之道，为烝民粒食之基。燎火田于既蛰，入山林而不麋。胎不夭夭，巢不覆枝。讲春搜秋狝之举，临夏苗冬狩之期。效成汤祝网之三面，思文王搜田之以时。所以丰稼而除害，所以致敬而受厘……然后知旷百王天人之盛事，启亿万年大元之方昌。今圣天子砺精图治，宽裕有容。绍祖宗鸿熙之运，体上帝好生之功。将以仁义为基，道德为宗，诗书礼乐为治，政刑法度为公。正以网罗俊乂，驾驭英雄。则凤凰鸑鷟，不足以为贵；驺虞白泽，不足以为崇。
通过《雪猎赋》，我们看到画家朱德润始终都是将“润色皇猷，宣扬盛世”作为自己的写作目的。据此，我们可以确定其所作之《雪猎图》的创作主题及创作目的必然也应与此相一致。并且毫无疑问，这一创作主题和目的正是英宗皇帝所需要的。因此，当朱德润将《雪猎图》与《雪猎赋》上呈之后，自然赢得了英宗的赞赏，于是又降旨命其总体负责“集善书者以泥金写梵书”之事，以示奖励。而这种奖励也是只有当年赵孟頫在成宗朝时得到过的一项殊荣，曾经被时人“看作一件十分轰动朝野之大事”。
历史上几乎每个皇帝都喜欢臣子对自己歌功颂德，从这一点来看，元英宗命人绘图作赋也并无什么特殊。然而，当我们从英宗皇帝主动命人为自己绘图作赋以歌功颂德的角度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这种“主动索取”和“被动接受”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很显然，这种主动索取的行为体现了他的某些政治需要。他需要在这个时候有人能够对他的政绩表示肯定和赞扬，并且这种肯定和赞扬还要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以此赢得更多人的肯定和支持。对于能够背诵古诗并且爱好书画文艺的英宗来说，他自然会想到利用图画和诗文这两种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流布和宣传的途径。然而有了动机并想好了途径，还需要有适当的时机，这次雪猎正好为他提供了这样一次机会。这或许是英宗在他出猎之前就早已计划好的，或许只是他在出猎过程中的灵机闪现。总之，他想到了利用这次雪猎的机会，并且利用了图画和赞文为自己的盛世景象及英明形象作了歌颂和宣扬。
利用出猎这一机会进行宣扬，除了上述歌功颂德之目的外，对于英宗而言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好处，那就是大汗出猎这一活动本身所体现的对武备的象征意义，以及表示对蒙古人传统习俗的一种坚持，从而显示自己作为蒙古人“大汗”之形象，以此赢得蒙古人的政治认同。已故台湾研究蒙元史专家萧启庆先生就曾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边疆的一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往往都会面临一个两难之局面：一方面为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及施政效能，必须争取汉人的支持，为此统治者们不得不表示对汉文化的兴趣，并有选择地采用中原汉地固有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在人口数量上处于弱势的他们为了能够牢固地掌握政权，又不得不鼓励其族人保持原有的民族传统，甚至要有意地抵制汉文化，以此来达到文化上之均衡。金朝、清朝的情形如此，元朝的情形也是这样。例如，为了塑造自己身为大蒙古帝国首领的“大汗”形象，忽必烈就曾采取过一系列的积极措施以保留蒙古人的仪式、习俗以及旧的制度。利用大汗出猎加强或象征武备本来就是元朝统治者的传统习俗之一，英宗只不过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他命人将之绘制成图，这一点对于大蒙古帝国的观赏者而言，其中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图4 [元]刘貫道（传） 元世祖出猎图轴
182.9cm×104.1cm 绢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事实上，在元代将皇帝出猎绘制成图以宣扬文德武备，并非仅有英宗一例。例如，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署款“至元十七年二月御衣局使臣刘贯道恭画”之《元世祖出猎图》（图4），该图描绘的就是雪后冬晴之日元世祖忽必烈同皇后在八名随从的侍陪下，臂鹰控弦，齐赴北方沙漠地带狩猎之情形。曾经就有学者研究指出，这件作品是画家在遵照帝王的思想旨意下绘制的，以体现对蒙古旧制之认证，具有明确的政治与军事含义。此外，延祐元年（1314）正月，英宗的父亲仁宗皇帝大搜于上都，并诏李衎从行，谓之曰：“昔唐宗讲武于骊山，坐尚书郭元振于纛下，几正军法。然推其意旨，在于观兵。图画虽佳，亦无足取。朕今讲武农隙，匪云耀德，亦不劳民而。宜仰体此心，绘图示后。”于是，李衎据此绘制了长达五丈的《上都春搜图》卷上呈，观者莫不称叹。上述这类事例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在元代皇权意识影响下发生的此类绘画活动，一般都会具有较为强烈的政治意涵，而绝非只是为了表现帝王闲暇时游乐生活，亦非如早先汉族皇帝那样是为了再现巡视出游之盛况。这些生动的事例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元代的统治者如何利用艺术巧妙地为自己的政权服务，而且通过品味艺术与政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相互关联，进而又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艺术学上艺术与政治两大文化要素间相互交织与影响的历史共性。
文章作者：杨德忠
【详见《中国书画》2019年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