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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看过陈忠实《白鹿原》的读者，一定会记住小说中的典型人物朱先生，他儒雅、仁义、正直、豁达、朴实的儒家圣贤形象，给广大读者留下鲜明印象。作家笔下的朱先生，每次出场时话语不多，有时还挥毫写几个寓意深远的毛笔字来启发周围人。跳开文学范畴，单纯从书法角度来看，朱先生写的是什么字体呢?近日，长安大学建筑学院美术学博士后、岳红记副教授向晚报记者独家公布其多年研究成果：朱先生写的是魏碑中“长安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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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写的那些“娃娃体”
岳红记研究魏碑书法已有十多年了，其70万字的《北朝地区的魏碑书法——造像题记视阈下的“长安书体”》专著曾引起学术界、书法界的关注，该专著摘取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2014年度唯一的书法类优秀图书奖。在写作该书时，岳红记对小说《白鹿原》中朱先生的字体产生了兴趣。
20世纪90年代，岳红记曾在省文联《新大陆》杂志工作过，期间在全国发表过数十万字的作品。在近年研究关中地区魏碑书法时，他再次研读了自己喜爱的《白鹿原》，小说中几处特意交代朱先生写字的情节引起了他的关注。为什么要出现这样的场景?朱先生写的是什么字体?这些疑问逼迫着岳红记开始对小说中的书法考证，2014年春他得出结论：朱先生写的“娃娃体”，隶属北朝关中地区魏碑书法中“长安书体”。
岳红记说，小说开始时白嘉轩和鹿子霖为争一块地打了一架，白嘉轩向姐夫朱先生求给知县提示一下，以便使自己能打赢官司。而朱先生说早已写好诉状，让白嘉轩拿回家拆看。结果，一小块宣纸上写了稀稀朗朗几行娃娃体毛笔字：“致嘉轩弟，倚势持强压对方，打斗诉讼两败伤;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值得玩味的是，朱先生给鹿子霖也写了同样内容的话，只是换了名字。作品中，用“稀稀朗朗娃娃体”等语描述朱先生写的字体。
还有，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巡抚方升被革命军打败后，他从甘肃宁夏拢聚二十万大军反扑西安时，朱先生受张总督之托，凭一张嘴，说服方升退兵，免去了一场战争。张总督要给朱先生接风，先生只喝了一杯热茶。走时张总督拉住他不放，求先生为他留下墨宝，朱先生只写了两行稚头拙脑的娃娃体毛笔字，内容是“脚放大，发铰短，指甲常剪兜要浅”。这次，小说中用“稚头拙脑娃娃体”来形容所写的字体。
北朝魏碑兴盛“孩儿体”
从小说中这两次在不同场合写字的描述来看，朱先生写的字应该属于娃娃体。岳红记认为，从书体的角度来看，陈忠实笔下的“娃娃体”，就是人们常说的“孩儿体”，这是北魏时期关中地区的一些造像碑上刻写造像题记时常用的一种字体，因其字体天真烂漫，歪邪有趣的书体，被后人称之为“孩儿体”。最典型的是刻于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500年)的《杨缦黑造像题记》，字体怪巧、幼稚，富有情趣。为什么北朝时的人爱在碑刻上流行用“孩儿体”呢?岳红记考证认为，一是刻写者出于民间，其文化程度不高;二是这种字体易于被接受和辨认;三是刻写的目的是纪事，记录了当时造像者的佛教信仰、愿望与乞求平安等。
魏碑书法在清末碑学界推崇，在清末和民国时期比较盛行。陕西关中地区的“娃娃体”书法，是北朝魏碑书法“长安书体”的一个重要组成类型。岳红记表示，《白鹿原》的时代背景跨度在清末到民国时期，作为关学大儒朱先生肯定对关中地区北魏的刻石书法有一定了解，这才是他选择这种字体的真正本源。
另外，小说中还有多处对朱先生书法进行了描述。白嘉轩与儿子白孝文以分家划清界限，让朱先生做监督。分家结束后，朱先生对白孝文的过失没有严词斥训，而是悬腕写下了两个字的条幅“慎独”。当朱先生听说鹿兆海要去潼关中条山打日本鬼子后，情绪异常激动，亲自裁纸、研磨一气连笔写下了七个遒劲飞扬的条幅草体大字“砥柱人间是此峰”，送给十七师茹师长，他还蘸饱墨汁毅然落笔，为鹿兆海写了“白鹿精魂”四个大字。那么，朱先生写这些字，是偶然行为还是另有原因?
用书法塑造的还有白灵和黑娃
岳红记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包括书法、中医、风水、论语等，这些传统文化元素在《白鹿原》中均可找到，它包蕴着许多民族传统文化的质素，特别是小说中关于书法场景的描述，充分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成为小说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笔，如果去掉它，就缺少了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分量。
岳红记说，书法不但具有抒情、挥洒之乐，也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艺术，还具有协调社会、平衡缓冲、融合关系、勉励别人的功能。陈忠实通过描写书法场景，来完成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让读者看到：在不同人物塑造中，书法以不同的使命出现，书法与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和环境构成有机整体，紧密结合着人物性格、命运的发展变化，这样既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文化含量，同时也使笔下的人物更有文化品位、形象更加丰富。
“在《白鹿原》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中，陈忠实通过书法场景塑造人物形象、挖掘其内心除过关中大儒朱先生外，还有白灵和黑娃。”岳红记如是说。他还透露，自己正在努力“还原”朱先生写的这些娃娃体的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