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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玉雕是中国玉雕工艺的一大流派。历史上的扬州玉器在成器的题材、种类及工艺造型上均形成了独特的地方特色和艺术风格。现代的扬州玉器兼有“南秀北雄”的风格及典雅秀美、玲珑剔透的艺术特色。
大禹治水图 清乾隆 故宫博物院藏
走进故宫珍宝馆，中国古代最大的玉雕山子《大禹治水图》巍然矗立在数千斤的嵌金丝座上。这座高224厘米、宽96厘米、座高60厘米、重5吨的“玉器之王”创作于乾隆时期，清代只有扬州能制作这样重逾千斤的玉山，其琢玉水平之高，能工巧匠之多，生产规模和作业能力之大，实前所未有。
用玉雕琢华夏民族治水的宏大史诗，没有留下姓名的玉匠们用无与伦比的创造力触动着人们的心灵。在《大禹治水图》玉山上，雕琢了众多人物，活动都围绕治水展开，人们穿着粗布麻衣，有的干脆光着上身，抡起橛子，劈山移土，脊背、腿上的肌肉随着动作的展开爆发出力量，扬州的玉匠用完美的玉雕技艺留下了一种足以鼓舞整个民族的精神，这恰恰是一个艺术家或者文化传承者对于自己作品的终极追求。
扬州玉雕素以大件着名，几乎每年都有大件作品问世，比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永骏近年创作的《大江东去》碧玉山，重达4吨，仅次于《大禹治水图》玉山，堪称当代之最。还有《人生如意》、《乐鲤跳波》等大的摆件，可以说，扬州玉雕在大件制作中无人能比，也是其优势所在。
上世纪70年代的《五塔》、《宝塔炉》等作品，工艺奇绝，气势宏大，代表了那个年代玉雕创作的最高工艺水平，当时参与制作这些大件作品的徒工，如今早已成为扬州玉雕的中坚力量，他们在仿制青铜器造型的基础上，标新立异，尤以塔炉见长，在技法上采用立雕、浮雕、镂空雕相结合的形式，使炉的优美造型和宝塔浑然一体，别具匠心。
在器皿中还值得一提的是链子活。这是扬州玉器玲珑剔透的又一表现手法。不像北方的链圈多呈澡盆形，扬州的链子似黄豆一般，精巧圆润、细腻整齐，常出现于瓶、灯、塔、薰、片、坠等器物上，尤以与瓶、塔结合为多，亦最富代表性。其运用形式视器物造型的需要，结合以单链、双链或多链，起衬托器物之效，相得益彰。链子活在天然瓶上的运用具有“小中见大”的特技，扬州链子活的精细程度堪称巧夺天工，在玉器活中开拓了新的境界。
现代扬派玉雕创作者运用“量料取材、因材施艺”的琢磨工艺规律，不断提高“相玉”能力，同时，广泛汲取民族绘画、艺术雕塑的营养，他们创作的玉雕作品逐渐脱离单纯工艺品的属性，而具有了艺术性的表达。
在《马未都说收藏》玉器篇中，我们能够看到一条比较清晰的脉络。这就是玉器文化的发展过程，从石器时代的“神玉文化”，到奴隶社会的“礼器文化”，再到封建社会的“德玉文化”，一直到唐代“玉器具有了商品属性”以至明清达到鼎盛时期，玉文化已经不是统治集团所专属的文化，而是文人士大夫所好，普通百姓亦可带玉、尚玉。这说明随着社会发展逐渐成熟，玉文化逐渐向社会下层蔓延。这样的变化，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然而，就像今天我们整个社会都在面临变革一样，产业聚集，传承有序的扬州玉雕也存在自己的短板。“前些年赚钱容易，这几年市场冷清了，面对外地市场的崛起感到危机重重”，这是近年来扬州玉器行业普遍的感受。
玉料的价格动辄1公斤60多万甚至上百万元，高昂的价格就像一座大山，很难随意撼动。创新，意味着将要冒更大的风险。于是就出现手艺做惯了，风格难改变；题材做熟了，故事就显得老套。是创新还是先考虑经济成本，这确实是两难之选。
玉雕行业有其固有的产业链，比如玉石料供应、打磨、底座制作等等。作品的好坏尚能控制，但面对配套部门，要想提高水平，光着急是没用的。于是，就有大师专门到外地去打磨抛光，有时连木雕的底座也要到外地定做。
玉雕是扬州的传统手工业，也是扬州的名片。稍微了解扬州玉器发展的人都知道，明清时期扬州玉雕曾经盛极一时，这造成了各种各样的艺人在扬州聚集，所以，从明清到现在，扬州玉雕技艺的传承明确、有序，玉雕师这个群体不仅数量众多，名师大师也多，他们不仅形成了风格独特的扬派玉雕风格，而且师从关系明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看家本领。特别是当今海派玉雕的发展，归根结底，底子是扬州人打下的。海派玉雕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易少勇直言不讳地说：“海派玉雕就是师承扬州玉雕。”
扬州玉雕的市场体系比较完备。从古至今，新疆人都到扬州来卖玉料。而且，扬州玉雕大师众多，吸引了很多高端买家前来定制、加工、购买玉器，特别是大件玉雕的琢制，具有一定的市场规模。众多玉雕作坊、工作室的聚集，也形成了产业积聚的效应，各种配套行业齐全。
这是扬州玉器的家底，一时的经济波动，尚不足以损伤元气，所谓“砍柴不误磨刀工”，行情变了，思考一下，接着上路。在这个殷实的家底中，有一批人，如珍珠般耀眼，他们就是当代的扬州玉雕大师们。“天下玉，扬州工”， 扬州琢玉工艺源远流长。
